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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奖罚分明的管理（第3页）

有一次，总务股的办事人员，把一个不小心写错了价格和数量的商品邮件寄出，桑得利老板井信治郎知道后，马上命令另一员工将它取回。这个员工发牢骚地说：“我怎么知道他投在哪一个邮筒，叫我做这种事，实在没有道理。”

“他大概是投在附近的邮筒中，附近的邮件，全部集中在船场邮局，你快去取回!”经董事长的提醒，那个员工立刻前往船场邮局，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花了多少时间，总算是把邮件取回，放在董事长的面前。

看到邮件的井信治郎露出欣喜的微笑，安慰那个员工说：“辛苦了!”接着就拿出非常贵重的礼物奖赏他。像这样，井信治郎经常一有机会就拿出非常贵重的物品犒赏员工，毫不吝啬。

井信治郎发奖金的方式也很特别。

他把员工一个个叫到董事长办公室发奖金，而且常常在员工答礼后，正要退出时，叫道：“稍等一下，这是给你母亲的礼物。”

待他要退出去时，又说：“这是给你太太的礼物。”

拿到了这些礼物，员工心想应该没有了，正要退出办公室时，又听到董事长大喊：“我忘了。还有一份给小孩的礼物。”

像这样，员工当然会大受感动。接下来，我们再看经营俊才濑岛龙三，他是将《孙子兵法》里的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最佳证明。

濑岛龙三毕业于士官学校，他能圆通地运用《孙子兵法》一书中的理论。濑岛在伊藤忠公司受到重用，他便将所学的战略应用到商战中。他由小经理提升为常务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1978年更升格为会长。

在那些年间，濑岛非常巧妙地领导部属，逐步地提高业绩，而且经常将功劳归于部属，有责难则自己承担，因而得到部属的信赖。

因采纳员工的建议而使得工作顺利成功，濑岛就会毫不居功地在经营会议上指出主要工作人员的姓名，并且将他们的功劳详细地记录下来。

奖励部属。除了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也能使员工对公司产生向心力。

现在我国采用高薪聘请技术工作人员，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也应是《孙子兵法》里“赏其先得”的最佳证明。

脚踏实地才能戒浮戒躁

曾国藩指出，改变轻浮不实在的风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后朴。不负责任成了很多人的习惯之后，要使他们振作起来，只有采用严厉的法令。

轻浮的风气会导致事业的失败，一个人如果不脚踏实地的话就难以干好一件事。因此，为人处世戒除浮滑肤浅是必要的。

从当今社会来看，肤浅浮躁是产生错误行为的根源。举例来说：经商固然要打拼，但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只能让事情背离它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其结果自然不过是重演“拔苗助长”的故事罢了。

因为太渴望成功，因为操之过急，中国浮躁过，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也浮躁过。

十多年前，中国企业界流行过这样一句口号：“企业发展靠喝酒”。那是一段号称“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岁月。

此后，“政治经济学”大行其道，发家的秘诀就是“赚政策的钱”，中国企业家全力以赴“研究政治”者比比皆是。

此后，又是一阵阵喧嚣、一阵阵热潮：模式救命、点子生金、广告满天飞……在浓厚的投机氛围中，许多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终于露出危机重重的真相。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圣吉认为：佛罗里达州的一场风暴，最初可能起源于北京一只蝴蝶翅膀的颤动。他所寓意的是：一切企业最复杂的难题，最初都可能源于一个不经意的认识，企业的发展究竟靠什么?

企业是一部机器，每一个部件和齿轮都必须协调配合；企业是一架钢琴，最优秀的演奏家才能发挥所有音键的效用。企业成功是综合因素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不幸的是，“短缺时代”的“企业速生法”仍然在今天拥有一定的市场，虽然它已经不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却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挥之不去的习惯性心理阴影。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几乎是一个传奇故事，年轻的总裁胡志标就缔造了一个更年轻的“爱多”神话。1995年7月，胡志标筹集80万元，成立了“中山爱多电器公司”，时隔两年，以2。1亿元的标价，击退了长虹、海尔、红塔集团等企业，赢得了1998年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标王，其胆识和魄力不得不令人佩服。但时隔仅一年半，爱多在激烈的竞争中便陷入了窘境，上游供货商的钱、下游代理商的钱、中游职工的工资，均无力支付，总数多达2亿元!

相信许多人还记得马胜利这个名字，是他最先将承包制引进了国企。在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后，池推出了一个在短期内兼并省内外100家企业的宏大计划，准备组建“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于是，一声呐喊，斗志冲天。计划实施的前三个月就兼并了省内外企业36家，马胜利忙于在各省市奔跑。一个个被兼并的小厂匆忙间被拨拉过来，没有调整，没有理顺经营秩序，就稀里糊涂地上线生产。贪多不精。马胜利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胜利造纸”的神话不过在茫茫商海中掀起了一个浪头，便很快沉寂下去了。

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网络经济时代、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却奔跑着“不按牌理出牌”的民营企业这驾浮躁的“管理马车”。

资本的本质是获利，而管理的本质则是为获利制定一套章法、秩序。民营企业的管理病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深入骨髓，所以管理效能便进入一种瓶颈状态，这是由于对管理本质认识模糊的原因引起的。

经商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至诚”。“至诚”之于商界，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信息最大程度透明；二是双赢。

以严治国才能以严持家

曾国藩指出，行军的时候，一定要纪律严明，队伍整齐，这才是训练得好的军队。如果查到有人骚扰老百姓，要立即按照军规处罚。吕蒙带队伍行军，不因为只拿了老百姓一顶草笠而宽恕他的同乡兵士，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严明。条侯周亚夫管理军队连前来慰劳的汉文帝的先遣人马也不能随便进入军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

在严明的纪律约束下，军队必定队伍整齐，同理，在严厉的家法治理下，家庭也可以被人所钦敬。家庭是事业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教养，对于立志作君子成大事业者所能起到的熏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由古至今均不乏治家者。

曾国藩是在家法中长大的，他深受裨益，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督促子女遵照实行。

曾氏家法从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那里就流传下来，星冈公是一个最讲家法的人，这对曾国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崇尚以严治家，并且也确实有许多家严出才子的事例或佳话。

曾国藩自然也主张以严治家，所以他对诸女及儿媳要求极严，署中虽雇有婢媪，但梳状都不敢假手于婢媪，要自己动手。惟有曾纪芬，因幼时头生虱子，没有留过发，又发短年稚，不会理发。可倚丁婆梳一梳。其时，妇女头上流行抓髻，须以铁丝为架而将发绕上。曾纪芬为节俭，自己仿制了一个铁架，因稍大了一点，曾国藩戏曰：“须唤木匠改大门框也。”

曾国藩虽然长年不在家，但对胡作非为的家人也自有严厉的态度和方法。如他严惩骄横乡里的弟弟的事广为流传。

清嘉庆年间，原湘乡同德里（今双峰县龙田乡）王佐独自在永丰建石桥。至咸丰年间，因历时久远，桥已倾圮，王佐后裔王友**族重修。经过两年，桥修造完成。试桥时，原请曾国藩之弟曾国潢，议论顿时四起：有言“将相之家不会屈身就道”的；或说“王姓修桥，何必硬要等曾姓来试呢”?王友交急不可耐，便决定自己来试。可刚一试完，曾国潢就到了。他见王已试桥，遽起怒容，怀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