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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奖罚分明的管理（第4页）

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围攻安庆，湘乡震动，县今赖史直檄绅团戒备，推王友交任团练事。王因病重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为发泄缩怨，借以诬告王友交“通匪”。同治元年（1862）七月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曾国潢命从卒用绳索缚住王友交拴于马尾，然后策马飞奔，解赴长沙。王摔倒在地，拖撞得血肉模糊，惨死途中。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惨事传开后，乡民愤怒已极。大家捐资，推动王姓上京告状。时曾国藩正在军营，得知其弟在乡残害百姓，一方面专信请朱尧阶从中斡旋，了结此案；一方面寄回一根绳索、一把剃刀，叫其自杀。同治皇帝见是曾国藩之弟，又得知曾国藩已严厉惩处，也就没有再追查此案。

法制严明方能安邦定国

曾国藩指出，自古以来带兵的人，没有不坚持己见杀掉违法者以建立自己威严的。譬如魏绛杀仆人，司马穰苴斩庄贾，孙武在美人身上用军法，彭入诛杀迟到的人，这些例子都是如此。

严格的法纪是镇压大小贪官，维护统治者集权的重要保证。法制愈严明愈能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给为恶者以下马威，在相当程度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曾国藩身处乱世之中，他深知光靠儒教的礼义教化民众是不行的，更需要严刑峻法来处理惩罚那些犯上作乱、乱政谋私、危害百姓的人。为了稳固大清统治，曾国藩毫不犹豫选择了法来维护社会秩序，来安邦定国。

于是，曾国藩在长沙城内鱼塘口设立了一所行辕，专办全省团练，肃清地方事宜。又创设了一所“审案局”，专门审办各地缉解来的不良分子。

曾国藩是个老翰林，给人的印象是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可是他在惩办“盗匪”、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另一副作风。

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曾国藩鉴于此情，便提出了“治乱世，用重典”的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痛惩不法分子。

第一，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

第二，曾国藩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就是招揽权绅，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日“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旁”。当时政局动**，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现办理团练的，多是为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武断乡里，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对公党群众的残忍嗜杀有过于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曾国藩还是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争斗。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藩嫌其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营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第三，曾国藩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统治势力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曾国藩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佞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也滥杀了无数百姓，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曾国藩不仅自己实施峻法，而且还要求皇上实施峻法。为了实行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之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行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

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不少人因此产生抱怨情绪。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函谷关。与人民约法三章，秦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现在您借助权势力量，占据一州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恩惠进行安抚，更何况从客和主人的方面讲，也应该尊重主人，希望您能放宽刑法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不施德政，政令苛刻，万民怨恨，所以一介草民振臂一呼，秦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高祖在这种情况下，约法三章，才取得很大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不止有一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去威严。蜀地人因此骄横独断，君臣之间，渐渐失去规矩。给予高官表示恩宠，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满足要求时，臣下就会轻狂怠慢。蜀地的疲敝破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时，人们便会感激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制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光荣。荣誉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治制度也是由法律规范，国家的性质定于宪法，一切活动都离不了法。法律的健全程度和执法效果成了治国的关键。

有法令制度就须立即执行，有禁令就须立即停止，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这样的话，治理国家，只要正确进行奖励和惩罚就可以了。奖赏不能靠丰厚，真正的弊端在于不论功行赏；惩罚也不只是在于严酷，之所以没有效果，往往在于不恰当。

将领应重视严格训练

曾国藩指出，挑选有统帅才能的人才，一定要找智谋深远的人，同时这人又必须做到号令严明，能忍受辛劳困苦。三方面条件都具备，才算是上等将材。

长期以来，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在湘军成立之初，他提出要“辅之以训练勤”，以改变八旗兵、绿营兵缺乏训练、无胆无技、一触即溃的弊病。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军队训练的重要和紧迫性，他说：要“练一人收一人的益处，练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国藩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为一支劲旅，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子弟兵，是不吝花费心血的。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著的《劝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到：

“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对湘军的操练，曾国藩强调勤与熟。

曾国藩将湘军营规定为《日夜常课之规》七条：

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多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间。

五、灯时，排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决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得，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曾国藩在操练上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得；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铠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曾国藩在操练上要体现一个“熟”字。在操练上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