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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10 事事敢为天下先（第2页）

创新是清华的校训，是清华精神。清华人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地进取，不停地探索，走着一条创新发展之路。王大珩，便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个坚定的创新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英国从事光学研究的王大珩毅然回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所从事的光学玻璃研究领域一片空白。王大珩临危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1951年元月，王大珩领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前身）。他领到手的第一批筹建经费是银行储存不下的700万公斤小米。就凭这批小米，他开始了光学创业生涯。

为了给百废待兴的共和国节约每一个铜板，王大珩没有把仪器馆设在生活条件较好的北京，而是选择了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选择了东北的长春，选择了长春市一个偏僻的郊区，因为这里有一个报废的大烟囱可以使用，能为国家省下一万元。

今天的长春市是国内外有名的光学城，这得益于王大珩当初的选址目光。是他毅然决定要把长春市建成如德国德累斯顿一样的光学城（德累斯顿因“蔡司光学玻璃厂”而成为闻名世界的光学城）。

在王大珩主持筹建一年后，长春就熔炼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第二年就有五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荣誉奖励。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王大珩主持的长春光机所研制出的“八大件、一个汤”高新技术产品。即1角秒高精度经纬仪、万能工具显微镜、多臂投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大型石英光谱仪、红外夜视仪、中子晶体谱仪、高温金相显微镜头（“八大件”）和二十余种系列的颜色光学玻璃（“一个汤”）。这叫响全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诞生，为后来的国防军事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0年代初，正是我们国家灾难最多的几年。一方面自然灾害频仍，一场大饥荒正在全国漫延。另一方面，中苏关系聚然紧张，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撕毁对中国援建的协议，中止了正在中国开展的200多个科学技术项目，撤走了1390多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的技术图纸。大批援建项目仓促下马，在建项目也由于没有了图纸和后续设备而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王大珩和他的战友们坚决听从祖国的安排，深入大西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的努力，把一片废墟变成让敌国闻风丧胆的现代化武器，出色完成了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读王大珩的《我的半个世纪》我们可以了解，创新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血液。他临危受命组建仪器馆时，中国的光学领域一点基础也没有。他说，“没有”是一个最令人灰心沮丧的现实了。但“没有”却又往往是一个最可以引起兴奋的现实。因为“没有”，你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因为“没有”，你才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拓性的新事业。如果中国“有”，从前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如果中国“有”，我现在或许就不会这样百折不挠了。在“有”与“无”的对比中，凸显出自己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爱国情怀。写到从大西北回来的那天夜晚，他说，“那晚的月亮出奇的大，出奇的圆，这个硕大无朋的大漠圆月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是一个优秀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清华人是务实的，也是善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清华人是懂得选择的，他们能放下包袱，接受新事物；清华人是创新的，他们能时时刻刻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发挥自己的潜能，以成就自己的事业，这一切也是清华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在过去是如此，在将来的社会里更是如此。

邹衡先生说过：“世界经济和技术正面临着一个连续的时代。换言之，在技术和经济政策上，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理论上，都将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问：‘明天将会成为什么样？’而应考虑‘今天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们所憧憬的明天。’”

创新不是简单的无中生有

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动物在森林里聚会，突然间一只猴子跑出来跳舞，动物看到它的舞姿都赞不绝口。

你一句，我一句，大家热情地赞美猴子。

一只坐在角落里的骆驼，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非常羡慕。骆驼心想：“我也想个办法，让大家称赞我一番。”

于是，骆驼就站起来大声说：“各位，请安静一下，我要跳一支骆驼舞给大家看。”动物听了都很兴奋，张大眼睛看着。

骆驼鞠躬之后，开始摇摆身体，它滑稽、丑陋的舞姿，不仅没有获得动物的赞美，反而引来大家哄堂大笑。

骆驼觉得很难为情，就偷偷地溜出森林躲起来了。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是天才的想法，创新也是在从自身的基础开始起步。

吴文俊院士说：“创新不是无中生有的。最创新的人也要接受许多过去的东西。牛顿是创新的典型，但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不是胡思乱想，要多多接受前人的成果，并加以分析，才能切中要害。”

清华人一向具有创新的魄力和胆识。早在1933年春，为了支援正在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清华工学院接受了张学良布置的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制造8000具防毒面具的任务。在没有经验、没有设备、缺乏原材料的当时，敢于接受这项任务，确实需要非凡的魄力。

当时抗日前线所用的防毒面具都是国民政府从意大利购置的，所用的橡皮在北方寒冷天气下即开裂，不能用，而前方急需自制防毒面具。于是，在顾毓琇的带领下，清华工学院师生就决定“土洋结合”，尽量利用国产材料。经过研究，外表用上了橡皮布及洋铁罐，不但经济实用，而且可以鼓舞士气；活性炭原料，采自华侨捐赠的椰子壳，经蒸汽试验成功。此次为军分会制造8000具防毒面具，1937年冬，又受绥远省政府傅作义主席委托，代制1万具，由顾毓琇亲送至绥远，为百灵庙大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老一辈如此，新时代的清华人更是不甘落后，敢于创新，这在近几年的“创业计划”中得到了充分地层现。杨兴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佼佼者。

有人说杨兴平领导的多普达是手机业的一匹黑马，做着其他厂商都不敢玩的游戏——刚一出世就将目光锁定在几乎被国外厂商垄断的高端市场；还有人说杨兴平的出名比他同时期留洋的海归派晚了半拍，但他的出现，却给中国的通信业，尤其是手机制造业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这方面，杨兴平在成功之前，曾在美国做过两次尝试，但都失败了。

众所周知，在美国，手机是一种廉价的通讯工具，但公用电话的发达使得美国人对手机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在中国，手机却成为时尚和区分不同人群的标志；中国人对于掌上电脑产品（PDA）的疯狂热情虽然让西方人不理解，却也很符合中国人汉字文化的特点——电子方式能够存储大量信息，比随身揣个厚本子强；再有，美国人喜欢把生活和工作切割成不同的时间模块，他们不会在任何时间都抱着手机去联络那么多的人。中国人则不同，他可能一边和朋友泡酒吧，一边通过手机和一个又一个的客户谈生意。所以，能够存储大量的通讯资料以备随时调阅的PDA手机成为中国商务人士的时尚，甚至摩托罗拉还请到万科地产的老总王石来做类似产品的电视广告。

“这个在美国不被接受的能上网、看电视、打电话的东西，在中国由于人们在公共交通上花的时间非常多，有空闲时间使用无线通讯设备，很有可能被认可。”杨兴平把各种时间因素、功能因素融合到一起，觉得他的手机有戏！

2001年2月的一天，杨兴平走进了广东移动的办公大楼。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杨兴平向广东移动数据业务部介绍了他的技术平台，“听了我们的思路，当时在场的只要是懂技术的人，都很激动，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想法比日本的Doo还好。”杨兴平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由于广东移动的推动，多普达手机很快在中国移动系统中，尤其是网络部中流行起来，其中的一个玩家是网络业务部的一位副总。当中国移动负责数据业务的卢总知道另外一个副总在用这个机器，还玩得非常好时，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一个副总会对这个机器这么感兴趣？于是，找到下面的人说，“我们搞数字业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产品，搞网络的副总却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的事情杨兴平的话可以说明一切，“卢总对我们特别认可。因为，他看到的产品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上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思路非常好，尤其对行业应用。”

“我不是机会主义者，不是今天看到这个赚钱就做这个，不赚钱就做别的。只要我认准的方向，无论中间的道路多漫长，我都会坚持下去。这样，我会做得更扎实，更自信。”也许，正是杨兴平对创新之路的执着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功。

处于今日剧变的环境，成功者往往就是那些不愿守旧而敢于大胆创新的人。适应变化的惟一方法就是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处处创新，才能与众不同，才能打开市场，站稳脚跟，在竞争中获胜并立于不败之地。但创新不是无中生有，他是建立在对原有基础的客观分析基础上的。

不断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