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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做人资本（第4页）

“抓你之前。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不等安德海说话，丁宝桢大喝一声：“来人啊！推出去斩了。”

忽听有人在门外高喊：“西太后懿旨到！”

安德海高兴地放声大笑。

丁宝桢知道西太后的懿旨肯定是来救这个太监的。放了安德海，得罪东太后；不放，西太后更是不好惹。

他想了一想，命令道：“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安德海被推出后门。

丁宝桢跑到前门跪听懿旨，果然是来救安德海的。

“下官遵照东宫太后旨意，此刻已将安德海斩首了。”丁宝桢镇静地说道。

虽然杀了西太后的宠臣，由于站在理上，丁宝桢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以刚毅果决名闻天下。

当机立断，早做决定

事之成败皆在于果敢决断，许多优秀的领导者就是因为他们做事不犹豫，该断则断，摒弃了优柔寡断的不良品质，所以大有成就。

曹操事业之成功，其酷虐、机变的个性及表现，在扫**政敌，诛除异己，树威秉势，以猛药治乱世上，固然发挥了特殊作用，然而，单凭树威乘势还不足以成大业，还需具备审时度势，多谋善断，知人敢任，施思尽能的特殊才能、智谋和魄力才行。在这方面，曹操显露出政治家、军事家非凡的雄才大略。

曹操在知人敢任，用才尽能方面，确实表现非凡，同袁绍“矜愎自高，短于从善”形成鲜明对比。连诸葛亮都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曹操“能断大事”，占得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被人称为“谋胜”。仅举一事加以论述：

建安元年春，汉献帝流落安邑，献帝虽是个名存实亡的傀儡，但在汉末天下分崩的形势下，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拥护汉室的正统观念还很强。所以，有头脑、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想把汉献帝抓到手。从当时的力量来看，袁绍是最具有此条件的。《三国志·袁绍传》斐注引《献帝传》，载有袁绍谋士沮授的一段论述：

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现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今诸侯，富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绍悦，将从之。

郭图、淳于琼曰：“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川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大权不失计，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

在决定是否迎纳献帝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上，袁绍的确像荀彧说的那样“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暴露了“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多谋少决，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拒绝了沮授的建议，而丧失了先机迎纳汉献帝的主动权。沮授的警告和预言算说准了：“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这个“先人者”恰恰就是袁绍的对头和克星曹操。

当时在是否迎纳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争议。曹操召集会议，商议奉迎汉献帝于都许一事时，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荀彧不以为然，独排众议，主张奉迎汉献帝。荀彧的“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考和“若不时定，四方生心”的劝告，同沮授所讲‘挟天子而令诸候”、“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完全是不谋而合。这足以说明，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曹操在这稍懈即逝的机遇面前，果断地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奉迎汉献帝。恰逢董承不满韩暹矜功专恣，难以共事，暗地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工。这样，曹操便名正言顺地带兵赴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在朝廷任议郎的董昭建议曹操，以“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优”为理由，不使杨辛等人生疑。曹操欣然采纳，顺利地将献帝奉迎到许。自此，董昭便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这件事处置得实在果决、漂亮，充分显示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有方”，“谋胜”于人的卓越才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袁绍得知汉献帝被曹操奉迎到许，后悔不迭，于是穷思竭虑，又想出了补救办法：以他盟主身分，藉口“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令曹操把汉献帝迁到鄄城以自密近，便于得机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上。

曹操根本不买帐，转请献帝发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迫使袁绍上书陈诉一番。

这正是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策略的妙用。优柔寡断的袁绍丧失了汉献帝这张王牌，处处便受制于曹操而曹操则。由此掌握了天下大权，在群雄中脱颖而出。

关键时刻敢站前排

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创造的。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让自己站在前排，主动一点，机会来了要抓住，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大得多。

南宋时的虞允文本来是一个文官，是个从没带过兵打过仗的书生。但他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居然指挥宋军挫败强大的金军，取得采石大捷。

公元1161年，海陵王调集了40万兵马，分为4路，大举南侵，妄图一举消灭南宋。10月，海陵王已率领大军进抵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这时，宋将王权已经被罢官，新将领还没有到任，叶义问也逃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没有统帅的将士们零零散散地坐在路旁，士气十分低沉。

中书舍人虞允文正好到采石犒军，看到将士们垂头丧气，马鞍、盔甲扔在一边，就着急地问：“现在大敌当前，你们还坐在这儿等什么？”

将士们抬头一看，见他斯斯文文，是个文官，就爱理不理地说：“将官们都溜之大吉，不知去向，我们还打什么仗？”

虞允文虽是个文官，但骨头还是很硬的，属朝中坚定的抗战派。他召集众人说：“我是奉朝廷之命到这里来慰劳大家的。你们只要为国杀敌，我一定上报朝廷，论功行赏。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也要拿着马鞭跟随在你们的身后，看诸位杀敌立功！”

将士们见他慷慨激昂，顿时振作起来，他们纷纷表态说：“我们也吃够了金兵的苦，谁愿意当亡国奴呢？现在有您出来作主，我们一定拼命杀敌，为国立功！”

这时候，虞允文手下的幕僚却在一旁向他使眼色，悄悄地对他说：“别人把局势弄得一团糟，你何苦做替罪羊，来指挥这场战争呢？”虞允文听了，气愤地说：“不要说了！国家已经危急到了这种地步，我怎能坐视不管呢？”

虞允文立即视察了江边的形势，对防务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下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开阵势；又把兵船分为五队，两队停泊在东西两侧岸边，另外两队隐蔽在港汊里作后备，最精锐的一支驻在长江中流，内设奇兵，准备冲撞敌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