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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身败名裂寿终寝（第2页）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能感到天津人民那种斗志昂扬的反帝情绪，情况与崇厚所说的“乱民**”有些出入。曾国藩谢绝了道、府、县各官员的邀请，一头扎进住处不出来。

“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曾国藩的双耳灌满了有关“天津教案”的种种说法，他好不容易才理出个头绪来。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口咬定是“乱民**”，一些人借死童大做文章，趁机闹事；张光藻、周家勋、刘杰三人希望朝廷能为他们撑腰，打击外国人的嚣张气焰；绝大多数老百姓义愤填膺，要求曾国藩站出来“护道”（维护中国的孔孟之道，打击妖言惑众的洋教）；一小部分教民为育婴堂及教会医院开脱罪名，说那些死去的儿童并非“挖心取肝”，而是病重身亡。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门生赵烈文看得出来老师陷入了两难之中：天津人民情绪激昂，把曾国藩当成了反对洋教、维护儒学的伟大人物；朝廷给曾国藩出了一个难题，外国人得罪不起，必须妥善解决此事，尽快息事宁人o两难之间，难做好人！

“赵烈文，一切你全看到了。我踏进津门就被团团围住，曾国藩说：上至士子名绅、下至黎民百姓，他们都把我当成了救护神。人们纷纷诉说：洋人如何如何虐待中国儿童；打死洋人那天，丰大业如何如何嚣张狂妄；崇厚又如何如何媚态十足，令国人反感。”

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会见了法国公使罗淑亚。

罗淑亚提出了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损失等要求。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与曾国藩事先预料的有些不同。见此情景，曾国藩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对赵烈文说：

“罗淑亚的要求并不太过分，‘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损失’三项中，唯有‘惩办天津府县官员’有些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两项毋庸再议。教案发生之时，天津府县官员并未直接参与活动，为何要惩治他们。再者，三天前已将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三人革职，我已经惩治过他们了，还要怎么惩治呀！”

“大人，不瞒您说，周家勋、张光藻、刘杰三人革职传开以后，天津士子与百姓已有闲言碎语，开始对您有些看法了。如果全部答应罗淑亚的要求，会引起国人愤怒的。”

曾国藩与赵烈文低估了罗淑亚。第一次会面，罗淑亚带着温文尔雅的“面具”，他的主要目的是试探一下曾国藩的态度。两天后的第二次会面就不那么愉快了。罗淑亚一开口就在“惩办天津府县官员”一项上大做文章，他提出了“三员抵命论”之说。

即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总兵陈国瑞三人为丰大业抵命。

曾国藩怒斥罗淑亚，他冷笑一声道：

“哼！岂有此理！中国官员并未参与械斗，丰大业是无知的老百姓打死的，与他三人何干？罗公使就不要做白日梦了吧！”

罗淑亚不再温文尔雅，他拍案咆哮道：

“法国国民闻讯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出兵中国，为殉职的领事报仇雪恨。目前，我们的军舰正开往中国，你们不答应的话，半个月后天津将夷为平地。一旦发生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席话镇住了曾国藩。曾国藩半晌没说一句话，他被蒙蔽了，他不知道法国公使来势汹汹的背后是虚张声势。罗淑亚已得到确实的消息：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不可能在中国开仗。

所以，他大肆叫嚣为自己壮胆。罗淑亚达到了讹诈钱财的目的，他和他的英、美等国盟友得到了四十九万两白银，又发了一笔财。

曾国藩一边上奏朝廷，一边以养病为由，让张、刘二人尽快逃出是非之地。从心里讲，他不愿意看到两位下属受到制裁。

孰料曾国藩晚了一步，总理衙门派大理寺卿成林亲提张、刘二人归案。曾国藩生怕落个包庇犯官之罪名，连夜把张、刘二人追了回来，录下口供后交成林带走。

法国公使的两项要求已得到了满足，下一步，捉拿凶手便成了“中心工作”。

曾国藩生怕引起法国公使的不满，他下令在较大的范围内搜捕“真凶”。搜来搜去，抓来的八十多个人供认不讳者只有七八人。天津市民抱成一团，谁也不愿意指正“真凶”。

几天后，他下令对抓来的人进行严刑逼供，一定要凑足二十人以抵“天津教案”中死去的二十个外国人的性命。最后，他决定天津府县官员发遣黑龙江赎罪、判死刑二十人、流放二十五人。此外，他还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亲赴罗淑亚处，向法国公使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基本结案。

曾国藩的心里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被国人骂为“汉奸”、“卖国贼”，在一片辱骂声中，他结束了为时两年的直隶总督生涯，接替他的是李鸿章。

曾国藩身败津门，他灰溜溜地回到了京城。

千夫所指，不病而病。更何况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肝病、眼疾、肾衰折磨得他已不成样子，加上精神压力太大，他回到京城后不久就病倒了。

曾国藩仍住在东安门外贤良寺，病榻前只有几位亲友劝慰他，他不禁感到人生的悲凉。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这几十天里，他日不宁、夜不安，本来安排好的六十寿庆也没如期进行。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他度过了苍凉的一段岁月。

回到京城以后，以醇亲王为首的“主战派”又掀起了一阵阵热浪，对曾国藩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被称为“汉奸”、“卖国贼”。

一想起这些，曾国藩就感到心痛无比。他早就把自己“卖给”大清朝了，如今却成了别人眼中的“汉奸”、“卖国贼”。他不知道除了醇亲王等人大骂不已之外，李鸿章等人是如何评价他的。无论如何，六十岁的人也不想被人戳脊梁骨。

曾国藩发起了高烧，二儿子曾纪鸿一直看护在病榻前，他一直在落泪——既为父亲的病，又为父亲那艰难的处境。

迷迷糊糊中，曾国藩似乎感到有人在低声抽泣。他努力地睁开了眼睛，是纪鸿在哭。他伸出干瘪的手，抚摸着儿子那挂满泪水的脸颊，低声问：“鸿儿，你哭什么？是不是怕我挺不过来？”

曾纪鸿的脸上充满了悲哀之神情，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曾国藩拉住儿子的手，他缓慢地说：“我不能死！千夫所指，我更不能死！身败津门没什么可怕的，我一定要振作起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让国人重新评价我。”

曾纪鸿满面疑惑，他那迷惑的神情似乎在问：“父亲，你还想干什么？你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让国人重新评价你？”“鸿儿。你不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