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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有胆有谋河南人（第3页）

因为是天子脚下半个王，河南人就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思想。就是这样的自大自负的情结，一方面河南人以极限夸张的方式表现着自我的个性，甚至可以说是极致和辉煌。另一方面，因为对皇权的害怕，河南人也渐渐的向皇权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隐藏了个性中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河南人的内心深处存在了矛盾和分裂。

我们引用一个汉语词就可以形象的表现河南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那个词就是河南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喜欢说的“中”。也许这个词就是自那个时间开始流行的。

河南人不像别人一样用“可以”、“行”、“同意”这些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们一律用“中”来说话。大概“中”字最初被这么使用的时候，一定是很时髦的。可是为什么只有河南人用，而长期不被外人效仿呢？可能是这个字在河南人心中代表着中心的意思，所以不可被外地人效仿。河南人在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使自己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暴露无遗。

可是，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和变迁的，当河南不再是昔日的文化中心的时候，河南人也不再能够继续以自我为中心了，河南的往日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河南人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自大了的，就只剩下一个“中”字还挂在嘴边，成为对往日的一种怀念。

而这个过程应该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东移以后的事情了，虽然河南人还继续说着“中”字，一方面是由于说习惯了，一方面是在说“中”字的时候，心里就满是一些丝丝缕缕的酸味。再后来，心酸也被渐渐的遗忘了，只留下了这个只有河南人才使用的“中”字这个单词独特的口语习惯。于是，如今看来，单单就这个“中”字，就记录了河南人漫长的精神历史。

河南人的商业意识

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一名商人想要成功，就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要有比较全面的基本素质；二是要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可河南商人偏偏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所以经商的河南人往往难成大器。

河南的商业文化底蕴并不厚实，经商意识的落后、迟钝，经商手法的陈旧、单一，以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的小农意识和急于求成等心态，都在阻碍着河南商业的健康发展，也使河南人无法成为当代的出色商人。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河南濮阳人，他最初是卖海盐的，可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遍布天下，他不仅经营齐国的盐田铁矿，还兼营巴蜀和楚国的木料和药材，以及赵、魏两国的大宗粮食生意，并且控制着赵国粮食市场和掌握着大批田地，是当时的一代豪商。然而吕不韦的经商基地不在河南而是在河北，他的生意往来的区域也都几乎都不在河南人。吕不韦之后，河南也再没出现像他一样能够纵横于全国、领一时之**的大商人。

自古到今，河南人在经商方面既缺乏晋商、徽商的气派和传承，又没有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商人的精明，只好靠一套“杂货铺老板”的经营方式来发展。归根到底，是因为河南是内陆农业大省，商业向来是“副业”。即使有人想要做生意，也大多以“杂货铺”为主，以赚点小钱，能够家里人吃喝就行了。

直到现在，乡下的农民卖了地、进了城，城里的职工下了岗、退了休，第一个想到的谋生方法，还是在街道旁租间房，开个杂货铺什么的，有的甚至连门面房也可以不租--在集贸市场摆个摊儿，或是在马路边扎辆售货车，就可以开张做生意了。开个杂货铺，投资有限，场地有限，每天的利润也只不过是几块钱--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如果要说好处那就只有省心省事儿了，只要你愿意有时甚至连账都不用做。因此人们常有这样的一种错觉：认为做生意真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专门的经验、技术，只要你想做随时都可以干。

现在，在河南省的各个地方，比较大型的百货公司一家接着一家陷入经营困境，倒是个体摊贩聚集之处个个生意火的要命，诸如郑州的苑陵商场、敦睦路服装市场、开封的相国寺大市场、洛阳的关林市场等等。这个现象，显现了河南人做小生意绰绰有余，做大生意捉襟见肘的素质。

可是小生意毕竟是小生意，实在是成不了大气候，就好比是农业社会里的小自耕农小块经营，商业难以大规模地开展，社会资源分散、浪费。

河南人并非不想做大买卖。改革开放后，一座座大商场在河南省内的不少城市建了起来，但是大商场的经营者们，往往抱着老祖宗经营杂货铺的成规不肯放，或者最多扩大点面积、在装修上升升级什么的方面做做小动作。可这样却使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降低了规模效益，在日渐激烈的价格战中最先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最后商场办不下去了就只好来个关门大吉。

由于是以经营杂货铺的心态来做生意，所以河南商人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合理的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明确的分工，大家共同努力地将生意做大、做好，而是人人只看到了自己眼前的蝇头小利，目光短浅，因而横生杂念，因此把市场掏空、把品牌做砸的事情时有发生。

郑州市曾在一年内开出三十家的保龄球馆，球道合计超过五百条，人均占道率远远高于其它沿海地区水平，甚至高于北京、上海等地，就这样反而把这个新兴的娱乐项目给提前做得败落了；而当一家娱乐公司在郑州开设的“恋歌房”取得成功后，大家便相竞仿效，就出现了三个月内开出了百余家同名同姓的“恋歌房”，由于是“狼多肉少”的恶性竞争，最后只留下残花败柳，狼籍一片。

在合作方面，河南商界老总们可是真该向温州人学习。温州是中国有名的皮鞋城，那里有一千多家皮鞋厂，每年生产皮鞋都多达十亿只。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呢？其一是，温州工厂的专业化程度相当地高--那些光为皮鞋配套的小工厂、小作坊就有成千上万家。温州的鞋厂搞的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生产，各种鞋料基本上都从本地市场上购进的。温州市区的鞋料市场可以说是“中国之最”--这里有五六百家的鞋料店，各类皮革、鞋料、鞋饰、鞋胶、鞋带，品种和规格样样俱全。温州的鞋匠之间不存在恶性竞争，他们很专业的进行了高度的分工与协作，并且为温州鞋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以及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部分河南人的造假情节

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在他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中说到河南风情时，曾经提到了一个造假亿元村的村长的辩白：要叫我说，香烟本来就是毒害人的东西。那么，真的，就是真的毒；假的，就是假的毒。相比较下，是假毒好还是真毒好呢？再说了，烟就只是一股烟，只会冒冒而已。我的香烟是真也好假也要，养活了多少人呢。别的我们不谈，就光光是镇上的干部、还有工商、税务从我这里拿走的就不少……

就是这种观点，在河南的许多造假、卖假甚至打假者心中扎下了根，形成了一种共识。

这造假之风盛行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乏品牌意识，既是缺乏维护某一品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概念。很多人都认为只要东西不假，牌子即便是假的也没有什么关系。滑县的“道口烧鸡”是全国有名的，滑县城里就到处可见“正宗道口烧鸡”的招牌，谁看了也不觉得怪；开封的“天下第一楼”包子堪称是中原美食一绝，但现在不单是开封，就连郑州都有好几家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天下第一楼”的包子在热卖。如果你抢了别人的商品当成自己的东西来出售，你的行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倘若你只是在自己的商品上贴了别人牌子的标签来卖，大家就都会觉得挺正常，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当然，也曾有一部分造假者想要“追求”品质，当然他们也并非是想通过全面的质量管理，来生产出拥有一流品质的产品，而是想尽方法去追求虚假的“品质”，例如大量的掺杂“增白剂”，使劣质的面粉显得雪白；大量使用花生油、白蜡油等东西，使陈旧的大米看起来显得鲜亮等等。这些商品表面上的“品质”越好，顾客也就越容易深受其害。二是在河南商人心中，还没有经商要有信用的观念。这导致了河南商界的信用体系不堪一击，假货就会毫无顾忌的在市面上横行。

有一段点评各省百姓口碑的话，其中说河南百姓的是：河南人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

讲信誉是商业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守信用的人，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以后的商业活动也会受到不同的限制，并最终在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中被扫地出局。

曾经是车水马龙的江北“金牌米市”，因为毒米事件被曝光后，瞬间成了“死市”，大米的日交易量由原先的四百多吨徒然降到了只有几十吨。几天前每公斤还能卖2元多的好米，现在连七八角都没有人敢要。眼看着刚刚出来的新米无人问津，众商户们欲哭无泪，导致了一些稻农甚至卖了稻草以养家糊口。

因棉花加工而兴盛一时的尉氏县白坛镇和大桥乡，红火景象也早已成了过眼云烟。现在各地客商对尉氏县“全国优质棉生产和出口基地县”的招牌怀疑不信。以前，尉氏棉的价格比周边的地区高出一成还照样抢手，可是现在就算是不掺假的好棉也没有人敢要了，尉氏的棉纺织工业才刚兴起，眼看着就陷入了困境。

认真追究起来，那些红透河南半边天的商界“典型”、“新星”、“红旗”等等没有一个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出来的。

“郑百文”昨天还号称是全国商业批发行业龙头的老大、国企改革一面红旗的典型，其实它自己本身根本就不具备上市资格。为了能够上市，公司做假账，把各种指标备得齐齐的，把亏损变成盈利报上去，蒙混过关。

九十年代初，为了能够将三星的名声扩大，以便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上当。李国法，这个三星总裁，授意在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于三星公司的报道。就这样三星公司被省内外媒体捧成了“不沉的航母”、“河南商界的一颗不落的新星”。

市场经济的大敌就是造假。只要在河南市场上还有造假的行为存在，河南的市场经济秩序就没法规范，河南的商人们就只能继续在“初级阶段”的泥淖中连年征战，无法翻身。

河南男人的五大特点

就像江西男人问路都称“老表”，河南男人问路时，相互间都称“老深儿”。首先要严重声明的是，深儿这个词并不是官方认可的词语，而是谐音，这个词来源于普通话的老师傅，叫着叫着，省了傅，只剩下老师，用河南话一叫，就是“老深儿”。

天下男人一样，又都不一样，一样的性别不一样的性情格调。河南男人和其它地方的男人一比，有五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河南男人敢走天下。地处中原的河南，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连续不断的战乱与黄河经常性的大泛滥，形成了河南男人独特的性格：生在河南，长在四方，有事没事常往全国各地跑跑。河南男人绝对不是那种守在家里不敢出门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都有河南男人的存在，随便问个中国人：贵州话怎么说？他不一定知道，可要是问河南话怎么说，保证都能说出几句“中不中”！有资料显示：温州男人号称是中国的犹太人，据称世界发达国家都有温州人在做生意，这是对外；河南男人和四川男人则是对内，而且，四川男人的活动还只限于南方省份，河南男人的足迹则覆盖了全国。有一次在河南旅游，谈到了河南男人往外跑的特性，当地导游就自豪地给我们讲了个笑话，说是坦泰尼克号沉没后，人们在遇难者中发现了三个中国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温州的，还有一个大家猜猜是哪儿的？全体旅客齐刷刷地答：河南的！

河南男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个个会唱豫剧。这是中国其它省份的男人都望尘莫及的。豫剧这种土生土长的河南戏在中州大地上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河南人可以说都是拿着豫剧当摇篮曲听大的。《梨园春》这么好的栏目能在河南出现，而且办得红红火火，让京剧的老大哥都自叹不如，不能不说和豫剧在河南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关。列宁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豫剧套用了一句：只有是河南的，才能是中国的。豫剧节奏明快利落，不似京剧的拖腔带势，也不似越剧的缠绵悱恻，唱者快意，听者舒心，正合了河南人的性格。河南男人要是表示气愤或是不可接受时，就会拖着长音：“咦……”那劲头让你想到的就是豫剧。有次在部队上看到豫剧团来慰问演出，梆子声一响，那些河南藉的男兵们立刻兴奋起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众口一词，声震云霄，那种劲头绝不亚于唱流行歌曲的火热程度。观者都感叹不已：“看，这些唱得欢的，都是河南人！”

河南男人的第四个特点就是互相帮助，河南人称之为抱团。这点也是其它地方的男人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在河南，还是在外省份，河南人都抱团，一个人受了欺负，老乡们一起上。河南男人管打架叫“弄他”，一说弄谁，老乡们都会捋起袖子，人神共愤的表情，在不在家门口都一个样。所以你可以在全国许多城市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有一个河南人某方面做生意成功了，立刻就会有大批的河南人被吸引过来，一起做这种生意，而且不光做同样的生意，连居住地都会选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一个讲河南话的小社区。河南男人虽然大多倒腾不出大生意，不像广东男人福建男人那么能干，但在对待同乡的情份上，绝对有同甘共苦的兄弟连作风。

河南男人的第五个特点就是不拘小节，简单朴实。河南男人说话干脆，做事简洁。有个著名的相声就描述了他们的这种性格：半夜睡觉，一个人听见了动静问是谁，所有方言中只有河南话表达起来用字最少：“谁？”“我！”“咋？”“尿！”河南男人不讲究吃穿，有钱的没钱的，都是一样的装束，他们的衣服上经常可以看到喝羊肉汤时滴上的油迹，皮鞋也是许多天想起来了才擦一回。河南出的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就是以生活随便不拘小节而闻名，他吃饭时更是不讲究，汤水到处流，常常是从他的身上就能看出他中午吃了哪些饭菜。河南男人下馆子时，也很少七个碟子八个碗的，家里来了客人，有菜炒菜，没菜了蒸锅包子就能喝酒，不像别的地方，无菜不喝酒，无酒不成席。包子蒸好了，再煮锅米汤，

主人一句“您吃吧”，客人就开吃，很少有客套话。有老语云：“河南老乡，吃馍喝汤。”描述的就是这种待客方式。河南产小麦，以面食为主，河南人一天三顿吃面条都不烦。在河南农村，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河南人吃饭时的姿势和用的碗。端碗面条，随便找个地方一蹲就吃。家里人递过来个小板凳，接住了却并不坐，而是往旁边一放，还是蹲着，再看看手里那大海碗，像个小锅，三斤面条都盛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