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纳多。”
“那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呀。”
“他是迦太罗尼亚人。”
“你认为他会写那封信吗?”
“噢,不!假如他想除掉我,他会一刀把我干掉。”
“西班牙人的性格也确实如此,他们宁可当杀人犯,也不当懦夫。”
“而且,”汤坦斯说,“信中所涉及到的各种情节他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你自己绝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吗?”
“没有。”
“甚至没有对你的爱人说过吗?”
“没有,甚至连我的未婚妻都只字未提。”
“那么就是泰戈朗尔写的了,毫无疑问。”
“我现在也觉得一定是他做的这一切了。”
“等一下。泰戈朗尔认识费奥纳多吗?”
“不。哦是的,他认识的。现在我回忆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在我订婚的前一天,我见到他们一同坐在邦费勒老爹的凉棚里相谈甚欢。泰戈朗尔在善意地开着玩笑,但费奥纳多却脸色苍白,看上去很恼怒。”
“只是他们俩人吗?”
“还有第三个人他们在一起,那个人我认识的,而且多半还是他介绍他们俩认识的,他叫康得卢森,是个裁缝,不过当时他已经喝高了。等一下,等一下,真怪,我以前怎么就从没想过这样呢!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有笔,墨水和纸。噢,这些没心肝的坏蛋!”汤坦斯用手敲着自己的脑袋喊道。
“你还想知道别的事吗?”神甫微笑着问。
“想,想,”汤坦斯急切地回答说,“既然你一眼看清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没有未知,我求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只审讯了我,为什么没有让我上法庭,而最重要的为什么没有让我经过正规审讯手续就被判了罪?”
“那么首先,是谁审问你的?”
“是代理检查官。”
“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大约有二十七八岁左右。”
“好!”神甫回答道,“这个年龄没开始腐化,都已经有野心了。他对你的态度如何?”
“宽容更甚于严厉。”
“你把你的事如实相告了吗?”
“是的。”
“在审问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没有起过什么变化吗?”
“有的,当他阅读那封信的时候,有一阵面如土色,情绪波动很大。他似乎难以忍受我所遭遇的不幸。”
“他同情你的不幸遭遇。”
“是的。”
“那么你肯定他很同情你了?”
“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他是同情我的。”
“是什么?”
“他把那封陷害我的唯一的信烧毁了。”
“你是指那封告密信吗?”
“噢,不!是那封需要我转交的信。”
“你肯定他烧了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