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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篇（第2页）

所谓“破体书”，历来学界争论不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指书法结构的变体，是王献之创造的非草非行的多体杂糅并存的行草书和一笔书。另一种解释是，破体书法中的“破”字即不完整之意。

“破体”二字，最早出现于唐徐浩《论书》，原文为：“厥后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这里的小令指的是王献之。唐张怀瑾《书议》曰：“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另外唐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论文》及清钱谦益《华山庙碑歌》也均对破体一词有解释。

从多体杂糅这点来立论，破体书法有三种，即大破体、小破体、全破体。大破体是指四种以上破体书法作品，给人别具一格、错落有致的感觉；小破体是指三种书体以内的破体书法作品，给人秀美、清新之感觉；全破体是指字字皆为破体书法，给人一种杂乱无章之感。

总之，破体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一枝奇葩，它打破了单一书风的流行和限制，融会贯通各种书体进行创新，成为书家施展才华、表现思想、抒发个性的载体。

什么叫蝌蚪书?

蝌蚪书是篆书手书体的别称，也可以说是古文书体的一种。笔画多头粗尾细，形如蝌蚪，故而得名。

蝌蚪书我们一般很少见到，仅有魏石经中出现过粗头细尾的字体：魏正始年间（240～249）刻儒家经典《尚书》、《春秋》二经，立石于洛阳太学门前，被后人称为《正始石经》。因经文是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而成，所以被称为《三体石经》。其中的古文，据卫恒的看法，书写者用“科斗（蝌蚪）书就”。《晋书·束皙传》中说：“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所谓“似科斗之形”，是指用毛笔书写篆书时，由于用笔的力度不同而造成的笔画的头部、腹部过肥的一种形象，并非形状真的和蝌蚪一样。

何谓“秦书八体”?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诸侯割据数百年，礼崩乐坏，文化多元。汉字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文字异形、书体多样，这对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故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书同文”政策，虽然在政策上统一了文字，确立了小篆的正体地位，但秦国文字依然纷繁复杂，有“秦书八体”之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大篆，即籀文，是周宣王时太史籀书写整理的十五篇文字。小篆，即秦朝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等著录的文字，是根据大篆字形省改简化而成，又名“秦篆”。刻符，是刻在符节上的字体。虫书，是写在旗幡、铭旌上的字体。因这些字体有鸟虫之形，故称“鸟虫书”。摹印，是铸造、刊刻在印章上的字体。署书，是题刻在匾额、书榜上的文字。殳书，是铸造、刊刻在兵器上的文字。隶书，是篆书简化演变而成，萌芽于秦，盛行于汉，字体书写较为便捷，一说为程邈所创。

何谓“永字八法”?

“永字八法”其实就是“永”字的八个笔画：侧（点）、勒（横）、弩（直笔）、趯（钩）、策（仰横）、掠（长撇）、啄（短撇）、磔（zhé，捺）。唐张怀瑾《玉堂禁经》：“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

关于“永字八法”的起源有很多的说法，如源于崔瑗、蔡邕、钟繇、王羲之或张旭等。因为“永字八法”指的是楷书，据书史资料，真书定型的年代应在魏晋时期。崔瑗和蔡邕留下的书法，还见不到真书。钟繇的真书已见成形，但隶书的影子还很重。卫夫人真书已经很成熟，并传授给王羲之。所以起源崔瑗、蔡邕、钟繇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当时还是以写隶书为主。

周越《法书苑》说王羲之专攻“永”字十五年，然后终成大家，但这说法明显不太合情理。但是《兰亭序》的第一个字是“永”字却毋庸置疑。“永字八法”虽然说是学习楷书的“不二法门”，但正如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绎本法帖》云：“王氏书法以为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盖言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耳。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中眼目，能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可见所谓的“法”不能是死法，而应该是活法才对。

“碑”、“帖”有什么区别?

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竖石也”，是竖立在地上的石头。原义是没有文字的竖石，后来经过发展才成为刻有文字的碑。今日的碑，有广义和狭义二解。广义的碑是指镌有述德、铭功、纪事与纂言等文字的刻石，如碑碣、摩崖、造像记、塔铭、刻经、界石、墓志等。狭义的碑则是指东汉以后，立于纪念地、建筑或墓前，刻镌文辞的长方形石板。而我们今天理解的碑，大都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故碑的含义当指一切刻有文字的（除刻帖外）石刻的总称。

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古人把写在竹、木片上的字，称之为简牍；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为帖。由于帖最早是指写了字的奏事的小纸片，一般指字条、请帖、庚帖之类，因此凡是小件篇幅的书迹，过去都称之为帖。自后汉开始，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很多士大夫习惯于把书家信札作为珍秘收藏起来欣赏研习，称之为帖。自北宋，刻帖之风盛行，人们把帖刻于木板、石头之上，名之曰丛帖、汇帖或集帖。从木板、石头上拓下来的拓本，为便于欣赏学习，装裱成册，亦称之为帖。清末西方摄影技术传入我国后，凡镌刻、手写等一切书法文字，一经影印装订成册，亦皆称之为帖。

碑帖作为一个连词来讲是一个概念。分而言之，碑是碑，帖是帖，二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一、功用不同。碑是为了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记事用的，以期达到“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刻帖则是专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

二、文字内容不同。碑是为了表功颂德追述世系，故有一定的文字格式和内容；帖无内容和格式的限制，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

三、书体不同。碑的书体在隋以前以篆、隶、楷书为主，至唐太宗作《温泉铭》，以行书书丹，始有行书之碑，草书除武则天《升仙太子碑》外绝少有之。帖的书体没有限制，以信札为主。

四、形制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高辄丈余，形制以长方为主，也有圆形、尖形、圭形，有额、有趺，部分有穿孔，往往四面刻字。帖为横石，一般高不过盈尺，只正面刻字，无额、趺、穿孔。此外，帖有木刻，碑则绝少。

五、上石法不同。碑一是用刀直接镌刻，二是书丹上石；帖是模勒上石，就是用油素纸覆在真迹上，把真迹复制下来，然后在纸的背面用朱墨双钩一遍，再将朱墨双钩粘现于石上，刻工遂依次镌刻。

六、刻法不同。碑刻有时因循刀法与书丹相同或有所出入；帖则必须忠于原作，力求所刻与原貌完全一样。

怎样读帖?

帖，一般称之为“法帖”，是专供人们学习、临摹和研究的范本。所谓“读帖”，就是通过对范本字帖的用笔、线条质感、节奏、空间构成等方面的观察，然后去临习。宋代黄庭坚云：“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宋代姜夔在《续书谱》中引用唐太宗的话：“皆须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这里所说“观”、“谛观”，即是读帖的意思。读帖务求精细周到。既然如此，首先在读帖过程中必须对每一点、每一画、每一行以致通篇认真细致地读，体会其手势转换，注意每一个细节部位的变化，怎样藏锋下笔?怎样换锋行笔?怎样回锋收笔?如何翻转?如何顺势接笔?何处提?何处按?何处疾?何处涩?……想古人写字时的手势、姿势以及动作的矜持与放松等等，不但要看到有字处的轨迹，也要看到无字处的必然轨道，也就是说把古人由动而留下来静的痕迹，再在想象中恢复。正所谓字外无法，法在字中。只有逐渐正确理解这些痕迹，才能和古人对话。其次，研究字的形体结构特征，如笔画的粗细、长短、大小、高低、斜正、收放以及曲直刚柔、阴阳疏密、错落奇正，还要分析帖字的布局和神情、意态等，领会作品的倾向和意趣，进一步探索作者写此作品时的心境。

当然，对初学者来说，读帖并不是一“读”就懂，“读”后也不一定立即奏效。它有一个养成习惯和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应将读帖与临帖紧密结合起来，读后临，临后读，两者配合，逐步深化。另附带说明的是，对初学者来说，选帖最好选影印版本较好的墨迹本，不要选刻本，因为墨迹本比刻本笔路清晰、易读。选帖时最好请教一下有经验的老师。

什么是“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是清代宫廷刻帖。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璋、焦林等人镌刻而成。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块，收集自魏、晋至明代末年共135位书法家的300余件书法作品，因帖中收有被乾隆帝视为稀世墨宝的三件东晋书迹，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而珍藏这三件希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帖》。

“石鼓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

“石鼓文”是先秦石刻文字，没有具体年月记载，有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其时间应为秦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但不论其时代如何，它都是我国遗存至今时间最长的石刻文字，被称为“石刻之祖”，因其文字被刻在鼓形的石头上，故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共十鼓，每鼓都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记述了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又称“猎碣”。

唐代初期，“石鼓文”在陕西郊外被发现，之后杜甫、韩愈吟咏不断，故而闻名于世。其结字多为长方形，体势严整，肃穆端庄，笔力沉雄稳健，雍容大度，有着浓郁的庙堂气息，再加上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剥蚀、漫漶，形成了石、字、诗浑然一体的风格，给人以苍茫古朴、雄浑大气的美感。“石鼓文”是介于金文、小篆之间的文字，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它比金文更加规范、统一，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许多金文的特征。后人对“石鼓文”的评价很高，唐代张怀瓘说它“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书断》中篇之《神品》）。康有为称曰：“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广艺舟双楫》之《说分第六》）“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学习篆书的不二法门，其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书法都受其影响。存世的版本有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等。

王羲之“书圣”之名是怎么来的?

在早期书法史上，王羲之并没有“书圣”之名，其名气甚至比不上当时的一般书法家，如梁武帝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就说：“子敬（王献之）之不迨逸少（王羲之），犹逸少之不迨元常（钟繇）。”“不迨”，不及之意。唐代时，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王羲之“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对其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天下第一行书”指什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