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很忙吗,呃?”山姆说。
“忙!”佩尔答道,“我简直忙得昏天黑地,就像我的朋友已故的大法官大人曾无数次在上议院听完上诉后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可怜人!他太容易疲劳了;他常常感到那些上诉让他坚持不住。我的确不止一次觉得他会被工作压垮;我的确是那么想的。”
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不再说话;老威勒先生听了他的话,偷偷用手肘撞了撞邻座的伙伴,请他注意那位代理人与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询问代理人如此繁重不堪的职责是不是给他那位高贵的朋友的身体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完全康复过来,”佩尔说,“事实上,我确信他一直处于若干病症的状态。‘佩尔,’他曾经多次问我,‘你到底是如何挺得住你所做的那些脑力活的,这对我真是一个奇迹。’‘唔,’我经常这样回答,‘我简直也不知道我是如何挺过来的,以我的生命起誓。’——‘佩尔,’他接着又会说,无奈地叹一口气,羡慕的目光看着我——友善的嫉妒,你们理解吧,绅士们,纯粹是友善的嫉妒;我从来不放在心上——‘佩尔,你真是不一般;奇人呀。’啊,你们如果结识他,绅士们,你们会非常喜欢他的。给我上三便士的朗姆酒,我亲爱的。”
用一种竭力控制悲痛的口气对女侍者说了最后那句话,佩尔先生又叹了一口气,看看桌子下面,又看看天花板;这时朗姆酒来了,他一口把它全喝了下去。
“不过,”佩尔说,拉了一张椅子靠边桌子边坐下,“在任何人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一个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是不应该考虑个人友谊的。所以,绅士们,自从我上次在这里和你们见过之后,我们都已经禁不住为那件非常伤心的事无数次哭泣过了。”
说到哭泣这个词时,佩尔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来,不过他只是用它擦了擦沾在他嘴角的一点儿朗姆酒,而没有别的用处。
“我是从《广告报》上得知的,威勒先生,”佩尔继续说,“遗憾啊!还不到五十二岁啊!唉——想想看。”
这种倡议好好想的话主要是对那位长雀斑的绅士说的,他的眼睛恰巧和佩尔先生的对视了一会儿;雀斑脸的绅士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力总是比较迟钝的,他一听见那句话,就开始不安起来,并且发表看法说,对于已发生的事,的确是由天注定,根本没法料定事态会怎么样;这一说法涉及到难以辩驳的敏感的定理,因此没有人对它再提意见。
“我听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威勒先生。”佩尔以悲伤的口吻说。
“是的,先生,她真的很好,”老威勒先生答道,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和口吻谈论那个话题,不过他觉得既然代理人与已故的大法官大人有如此长时间的密切交往,那么猜测他对所有的社交礼仪必定是很熟知的。“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先生,从我当初认识她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先生,她是一个寡妇。”
“哇,真的吗,”佩尔说,带着忧伤的微笑看看周围;“我太太那时也是寡妇。”
“真是奇怪。”雀斑脸的男人说。
“唉,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佩尔说。
“根本不是,”老威勒先生不愉快地说,“寡妇结婚的比单身小姐结婚的多。”
“很好,很好,”佩尔说,“你讲得在理,威勒先生。佩尔太太是一个非常优雅而又多才多艺的女人;她的风度受到我们的邻居普遍称颂。看她跳舞我很骄傲;她举手投足之间有某种坚定、自信却又自然的东西。她的行为动作,绅士们,简直完全可以用天真烂漫来形容。啊!得了,得了!对不起,我问一句,塞缪尔先生,”代理人压低声调继续说,“你的后妈个子高吗?”
“不很高。”山姆答道。
“佩尔太太个子很高挑,”佩尔说,“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女人,有高贵的身材,还有那鼻子,绅士们,生来就充满支配力和威严。她非常依恋我——简直难舍难分——而且还很关心。她的舅舅,绅士们,曾是一个法律出版商,因巨额债务破了产。”
“喂,”威勒先生说,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开始烦躁不安了,“还是谈正事吧。”
这句话在佩尔听来很是高兴。他本来一直都在心里琢磨终于有业务可做,还是仅仅请他出来喝一杯对水白兰地,或是诸如此类职业上的客套,而现在疑问已经破除了,他也完全不用表现出迫切想弄清的样子了。他把帽子放在桌上,双眼放光,说道:
“到底是什么事呢——嗯?是不是这两位绅士有一位要提起申诉?我们要是需要拘捕的话;客气的拘捕就行了,你们清楚的。我想,我们这里都是朋友吧?”
“把文件给我,山米。”威勒先生说,从儿子那里接过遗嘱,在它看上去好像觉得这次会见纯属玩笑。“我们需要解决的,先生,就是验证这份文件。”
“验证,我亲爱的先生,验证。”佩尔轻飘飘地说。
“嗨,先生,”威勒先生生气地说,“请你认真一点儿;你要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先生,我敢说我能找到更稳妥的人。”
“别生气,我希望,威勒先生,”佩尔语气缓和地说,“你是遗嘱执行人,我明白。”他补充说,瞟了瞟那份遗嘱。
“是的,先生。”威勒先生答道。
“其他几位绅士,他们是遗产继承人吧,是吗?”佩尔带着羡慕的微笑问道。
“山米是遗产继承人,其他几位绅士是我的朋友,是来帮忙监督的;算是作公证人吧。”
“噢!”佩尔说,“很好。我当然同意。肯定的。在我开始办事之前,我要请你先交五镑费用,哈!哈!哈!”
几个人认定那五镑钱可以先交,于是威勒先生就交了;然后是一场漫长的又肤浅的咨询,其间佩尔先生令那两位任监事的绅士感到非常放心,他使他们深信,这件事只能委托他来处理,否则整个儿会乱套——至于原因嘛,他没有明说,但无疑是有说服力的。这一要点得到马上落实之后,佩尔先生就花了那笔预付金,买了三块排骨和一些烈酒来给自己提神;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了民法博士会。
第二天,又去了一趟民法博士会,一位当证人的马车夫惹了不小的麻烦,他因为喝醉了酒就只会了发毒誓骂人,令一位代理人兼遗嘱鉴定人对此大为反感。接下来的整个一周,又去了好多次民法博士院,另外还去了一次遗产税局,因为租赁权和营业权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并最终获得了批准,制作了无数清单,吃了那么多顿大餐,做了很多大捞油水的事,整理了那么多的文件,因此所罗门·佩尔先生和他们的学徒,以及那个蓝色公文包,全都变得肥胖了许多,他们几乎个个都变了模样,变得光鲜体面了。
最后,所有这些杂业事务都办妥了,于是就开始办理出卖和转让股份的相关事情,为此又要去拜见威尔金斯·弗莱舍尔老爷,他是股票经纪人,住在英格兰银行附近,是所罗门·佩尔先生全力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