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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国国家秘探（第1页）

第二章美国国家秘探

1891年的一天早晨7：30，当伊斯特·G·拉斯本上校刚一来到纽约市邮局，就发现一个年轻人乌黑敏锐的眼光从他身上掠过，拉斯本是邮局的检查员，他刚从华盛顿下火车，没有想到这么早就有人工作。

这个年轻人是科特柳·乔治·布鲁斯，他是纽约邮局一个高级官员的私人秘书。没有人会浪费人才，拉斯本开始注意他，发现科特柳是一个熟练的、勤奋的速记员。几个月过后，当拉斯本被提升为第四任邮政部长时，科特柳则随他来到首都作为他的私人秘书。科特柳在他29岁的时候，结束了在华盛顿的生涯，但白宫与内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天早晨科特柳之所以早到一个半小时，是因为他前一天早离开了一会儿。他一周在邮局工作三天，是为了能按时完成他的第二份工作——在纽约商业学校教书，这种工作是很平常的。1940年当科特柳去世的时候，在他的钱包里还发现了一个校长签名的证书，证明他曾经是一个“守时的、合格的、有纪律的”人。

确实，他是一个具有传统品质的保守的人，一个喜爱鸟的人，他曾经因其古典英文的写作风格而受到人们的赞赏。小学毕业以后，他参加了一个位于长岛的男子陆军学校。十六岁时进入麻萨诸塞州立师范学院，之后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钢琴和声乐，然后回到纽约学习速记和打字。1883年，他成为纽约港估价官的速记员，在考试中名列前矛，并且是一个忠诚的共和党员。当两年后由民主党掌权之时，科特柳则成为了一个医学速记员，并在纽约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一所学校，学校倒闭后，他于1889年在邮局谋得职位。

在华盛顿，科特柳一年的薪水是$1，600，他拿出部分钱买了一架钢琴，其余的用来学习，在乔治敦大学的夜校获法律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硕士学位，并努力赔偿因学校破产所招致的债务。

随着1893年克里夫兰第二次执政的开始，拉斯本的继承者罗伯特·马克斯维尔，继续让科特柳做他的秘书。当总统克里夫兰的以前的机密速记员辞职成为报纸记者的时候，邮局局长威廉姆·S·巴塞尔就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告诉克里夫兰马克斯维尔已向他推荐了速记员的人选。第二天，科特柳就着装整齐的去白宫面试。他告诉民主党总统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是共和党人，并且曾对克里夫兰投了反对票。克里夫兰说没有关系。

据推测，科特柳得到了马克斯维尔的推荐：“他是一个伟大的、能干的、沉默的人，当你需要时总会在你身边，从不抱怨时间太久，并且注重细节，决不会丢三落四。”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就像是总统新闻秘书的标准要求，尽管这个职位是几十年后才设立的。科特柳的头衔就像他的前任，还只是机密的速记员。记者很快就把他看成是白宫游戏的一个主要玩家。麦金莱总统的传记作者曾说“他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统新闻发言人。”美联社通讯记者亚瑟·华莱士报道说：“私人秘书瑟伯从没接触到真正的政务，克里夫兰先生信赖的是他的机密速记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机密速记员就升为行政书记。

当共和党员威廉·麦金莱1897年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时，即将去职的克里夫兰总统也在场，据报道他早已获悉，并建议麦金莱“不管你怎样改组政权，都要继续任用科特柳。”虽然麦金莱听从了前任的建议，但却任命哈法特邮局的出版商约翰·爱迪逊·波特为私人秘书这一更加重要的职务。这完全是一个错误。衣着讲究的波特在肯乃迪克州花了很长时间满足自己政治上的野心。当公务愈来愈多的落在科特柳的肩上时，麦金莱便要求国会取消秘书头衔前面的“私人”这个词，并设置总统助理秘书这个新职位。国会通过，并在1898年7月任命科特柳为助理秘书。一年以后，波特的健康状况开始令人担忧，于是麦金莱总统便任命他为美国驻开罗的总领事。由于波特的病情继续恶化，所以他就声称不久就会“回到总统的身边”。他的确重回岗位，但并没有得到总统的器重。1900年1月，《华盛顿明星报》指出政府官员在白宫接待会上非正式的装扮令客人们非常失望。麦金莱总统强装出一副绅士气派，说会与波特谈两句的。总统对科特柳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应付，除了这个傻瓜。”一个月后，波特又病了，麦金莱透漏给科特柳他希望他的秘书尽快休假的意愿，之后不久，波特就辞职了，于是科特柳便成了总统的秘书。

记者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首都和白宫之间，特别是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的那个春天。第一次，记者在行政大楼中有了工作的地方。“胖子”普赖斯从大厦北边门廊的柱子外被邀请到里面，第一次不用再靠着墙写稿子。不久，在第二层就为记者们提供了堆满写作素材的桌椅。他们在那儿写稿子，采访进出的拜访者，拦住总统的秘书询问一些有用的信息。当总统从那里散步经过，记者们就默守着不成文的规定，不问他任何问题。

对于这一切的变化，波特几乎没帮什么忙。他作为总统的秘书对新闻界不透漏任何情报，只是透过摇晃着丝带的眼镜凝视他们。于是，很快他就成为记者们挖苦的对象。《纽约时代》的记者说他“特别不适合做秘书。”甚至连理智的科特柳都在其日记中吐露道，波特的行为“有时真的会冒犯别人，抹杀了自己本应在拜访者或其他人特别是新闻界代表心中留下的好形象。”为了避免关系公开的破裂，科特柳已习惯在气氛不对的时刻，赶紧结束谈话并离开。在1898年3月21日的傍晚，当白宫和记者都在等待揭露发生在哈瓦那港的缅因号战舰遇袭事件的调查报告时，波特却和他的朋友去了戏院，根本就没有再回到办公室。4月22日那一天，他整个下午都不在；25号，他早晨10：30或11：00时还在街上闲逛。6月的第一个星期，从星期二到星期四他又都不在，而是去参加康奈尔——耶鲁大学的划船比赛。因此，这注定了他必须得离开白宫。

而科特柳却是另外一个人。在他从助理秘书升职以后，报纸记者阿尔波特·哈斯戴德称他为“最受欢迎的秘书，他为总统服务了差不多整整14个世纪。”哈斯戴德说他有能力“告诉记者应该了解的，而不隐瞒信息。”他常常从早上8、9点一直工作到午夜。而波特与记者只在中午或下午4点进行一次简短的会面，科特柳真的非常尽责，他常在晚上十点还会见记者。他还给报纸写稿并发表，首先给他们主要的新闻服务，然后分发给其他所有的记者。有时他为发表新闻而在家里继续工作，他是发明新闻摘要的先驱：让秘书从其他报纸上收集信息，并作出选择、归类，之后提供给总统。

所有这些都要求白宫将工作人员从六人增加到十八人，即原来的三倍。截止比尔·克林顿总统执政的时期，工作人员就已增加到四百人了。

和波特不同，科特柳已经有机会接近总统了。科特柳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波特每天晚上只能见到总统一会儿，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谈论私事，总统通常回将他派到我这儿来呈递有关其他项目的文件。”当时的一个记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并说到一个理想的总统秘书“必须获得其上司全部的信任，通常必须了解在特定的情形下其上司会怎样做。他必须明白总统对不同的人和措施的观点，他应该很快就决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即使有时是总统做的不得体，但他得明白不能让总统亲自为此负责。”

在麦金莱总统的旅行途中，科特柳为随行新闻团提供总统出色的演讲文本，让速记员记下他精彩的评论。当地的记者跟随着陪伴麦金莱的记者的车辆，为了新闻千方百计的寻找科特柳。当查理·G·达维在1901年7月辞去市价检查官一职，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时，他建议科特柳做麦金莱总统之位的继任者。达维写到：“这一任命意味着总统将失去一个最有能力的秘书，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对科特柳好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他也这么认为。”然而科特柳选择继续呆在白宫，帮助麦金莱在1900年再次胜利当选。

然而麦金莱的眼睛却出现了问题，有时还会因为流行性感冒在**一呆就是许多天。之后这种病又会轻易的恶化为肺炎。然而科特柳却封锁了总统得病的消息，并斥之以“愚蠢的谣言”。而早在1901年总统就因为这种甚至更严重的感冒所击倒。有关此事的所有报道都被禁止。虽然后来麦金莱康复了，但对与他的第二次上任，这仍旧是一个不详的开端。9月，麦金莱叁加了在水牛城举行的泛美博览会，在会上他展望了新世纪的前景。像以前许多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一样，当他出现在博览会寺庙音乐的接待会上时，几百人都等着跟他握手，科特柳就站在他的身边。人群中有一个人伸长了左手要与总统握手，可麦金莱够不到他。其实这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佐尔古兹，他右手中正握着一把用手帕蒙住的连发左轮手枪。之后，二个子弹射入了总统的身体，胸部和腹部分别中了一枪，他向前猛然跌倒，喘着气说道“我中枪了。”于是，人群便开始了骚乱，凶手和所有的救护车一起都冲向了受伤的总统，工作人员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正如达维所说：“在骚乱的时刻，两个最冷静和清楚的头脑，第一个就是总统，然后就是科特柳。

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闻讯立即赶到华盛顿，随身带来他的秘书，现为纽约州长的威廉·罗博和他一起到华盛顿。但当他继任总统之位后，还是继续让科特柳任秘书一职，而让罗博作为他的助手。1903年2月，也就是他上任的17个月之后，罗斯福就任命科特柳为新的商业部部长。在离开白宫，将职务移交给罗博之前，科特柳还写了一个怎样办理政务的一个纲要。很明显，他没有失去对敏捷、勤奋的热爱，他在小学时就因此而受到称赞。他写道：“早上上班与中午就餐必须准时，在四点钟就应该完成工作，但行政工作的特征使得在那一刻就结束显得不切实际，不管何时，秘书总被期望在很晚都能坚守岗位……并且必须避免争论和不必要的、大声喧嚣。”他警告秘书们：“在办公期间禁止阅读不必要的报纸”，但是一定要“保持对时事的敏锐性，在早晨来到办公室之前，至少应先读一份日报。”

稍后罗斯福又让科特柳做他的邮局局长和一个主要的政治顾问。在离开政府之前，他又担任财政部长之职。

科特柳不仅被称为“第一个总统新闻发言人”，而且他也是曾唯一一个流露出希望成为总统的人。他的妻子说他以前的上司马克斯维尔在1908年曾催促他去竞选，并在银行存入$28，000以供竞选之用。在一个难忘的时刻，科特柳曾告诉他的同事，罗斯福已经保证他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不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些人认为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让一个认真的、塌实的财政秘书做为候选人，这不象老谋深算的罗斯福会做出的事情。总之，后来罗斯福打电话到白宫给科特柳，并且告诉他，他肯定会支持塔夫脱的。这就是那个前任速记员政治梦想的破灭，之后他继续担任纽约爱迪生公司的总裁。

罗斯福和塔夫脱在处理与新闻界的关系上是有差别的。塔夫脱写道：“我跟罗斯福先生不一样，他可以大部分心思都在衣袖上的时候，还照样能和记者交谈，交流思想，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此外，罗斯福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白宫新闻室。根据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故事所述，那是一个雨天，总统从二层的办公室窗前张望，看见记者们拥挤在北边门廊的大理石柱子旁等待采访拜访者，对他们很是同情。于是，他下令在已动工的新的行政办公大楼里设计出一个新闻室，即“西翼”。虽然国会已经让记者们在新闻长廊里工作的，“可总统从不走近那里，其他人也都对记者持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不屑一顾。”知名的华盛顿记者德尔波特·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罗斯福让记者进入白宫的决定既是出于怜悯，又是出于算计。克拉克说：“罗斯福让记者们进入，其实是让他的继承者看到该如何利用媒介。

罗斯福对媒介在20世纪所扮角色的精明判断，在其作为总统的第一次行动中就表现出来了。在出席俄亥俄州麦金莱的葬礼后几个小时就抵达华盛顿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当时三个强势的新闻媒体，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太阳报，邀请他们参加在内阁举行的会议。罗斯福曾在奥尔巴尼一天会见两次记者，因为他认识到报纸专栏和期刊的社论专栏一样重要。他允许利用记者传播消息，但同时又声称“出版要谨慎”。如果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总统认为不应出版的文章，他就会禁止其发行，当太阳报的大卫·贝瑞提出，因为一个记者的行为而查封整个报纸是不公平的时候，罗斯福显得很高兴，说：“好吧，先生，现在我们都了解对方了。”之后会议就结束了。

新的新闻室很小，胖子普赖斯只有很少的空间，仅仅够下一盘西洋象棋游戏的空间。一扇开着的门通往一个等候室，记者在那里可以采访总统的访客。第一次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自己的电话采访新闻。

科特柳和罗博继续在麦金莱时期就开始的，为新闻媒体提供每日的简报的工作，罗斯福也常会见记者。有人认为让总统聆听自己的最佳时间，就是在他修面时或吃午饭之前。这个情况好象发生了转变：通常是罗斯福讲话，而记者们聆听。总统召集的会议已不再准时举行，而且只让被其同事称为“金发者”的几个记者参加。他们会老早就接到邀请电话，然后在特定时间去秘书室。之后罗博会带着他们进入总统的的办公室，或进入罗斯福与他的理发师巴博举行日常会议的那个狭窄的接待室，记者将它称为理发店。一个受到照顾的记者评论说：“他对人和事的评论就象漫天飘散的肥皂泡一样多”，可就是不能引用。他说话时常不让记者做记录，有时他会允许记者报道信息，但不允许他们不透漏来源。

陆军上尉，以前一家南方报纸驻华盛顿记者兼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巴特写到：“罗斯福先生明白指导舆论以适应自己的目的的必要性，……他是自己的新闻代理人，他对新闻及其价值有精到的理解。他给新闻工作者以自由，但他们也明白只能刊登一些总统允许的新闻，一旦他们在白宫或办公室附近做出一些他禁止的事，他就会知道并将其从报馆开除。……除非是总统同意的，没有什么可以从白宫传出。”一位纽约太阳晚报的受到总统器重的记者里查德·奥拉汉说：“罗斯福不知羞耻地玩弄了他最喜欢的人，记者们就像他当初领导的美西战争中的‘强悍的骑兵’一样。”奥拉汉写到：“那些他了解并时常可以见到人，是不必提前预约的，所以，记者们争相拜访的时候就是总统繁忙的时刻。”。

罗博在作为秘书的六年期间，，成为总统与那些不能直接面见的记者之间主要的缓冲器。从纽约州的速记员到陆军中尉的秘书，1899年1月罗博在出席罗斯福作为纽约州长的就职典礼后，就成了罗斯福的职员。在华盛顿，当他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责任并没有结束。在夜间他还会时常接到记者询问新闻信息的电话，而他认为白天已经提供的很充足了。他关心的不只是政务，他还得陪总统去纽约牡蛎海湾的家，封锁关于罗斯福的孩子与家庭的新闻来源，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为罗斯福积极的保护他们的隐私。

但对于他自己的隐私，罗斯福很少隐瞒。当一个摄影师错过了他跳上马背的镜头时，他就再跳一次；他曾在古巴的一座山上专程停下来，为新闻摄影师摆弄姿势；一次，在停泊在长岛的一艘船上举办的生日宴会上，他突然暂停讲话，跨越栏杆给摄影师摆弄姿势；在开幕日的那一天，当游行队伍经过财政部大楼附近时，他就对外面的摄影师微笑点头。

在把持了各种政府职位之后，1909塔夫脱终于年担任了总统一职，他没有罗斯福一样引人注目的能力。“我将不再为名声所累。”和蔼的、圆胖的塔夫脱告诉巴特，后者以前在罗斯福政府中供职，现被提拔为领将军头衔的军事助手。

记者慢慢的发现塔夫脱很合作，当他还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与陆军部长的时候，每天都欢迎记者，有时一天两次，到他的战争部办公室。因此，当他获得总统的提名之时，就有人打电话给他建议庆祝一下，也希望得到点新闻。但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奥斯卡·金·戴维斯就不安的说：“我们中的每一人都对新总统有一种奇怪的、不详的预感。以前与我们诚实的、友好的交谈的总统全都离开了，真是一幅人走茶凉的景象。”

有“金发人”之称的记者们亦感到十分震惊。美联社记者杜姆说：“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去白宫，但不再受欢迎，他们在哪儿都没有机会闲聊、提建议，满载总统的秘密离开。”那时，他们既看不见总统也看不见他的秘书，佛烈德·卡朋特。

当戴维斯和他的一群同事在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天，想进白宫拜访塔夫脱的时候，没想到新的总统竟然通过卡朋特传话说不想见他们。卡朋特附带说明塔夫脱在办公时通常不会见任何人，如果他想见就会派人去叫。戴维斯回忆说：“记者们站着有一两分钟，还是没人来理他们。”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就向卡朋特表示抗议，声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止是新闻，更是尊重。这显然使总统很高兴，之后便从办公室出来同所有人握手。

卡朋特，是明尼苏达州人，一个“忘我的、耐心的和任劳任怨的小人物”，他不象比较自大的罗博以前一样对记者们很友好。此外，戴维斯说，塔夫脱“不是一个让自己与秘书的关系像罗斯福与罗博之间一样。因此巴特试图抚平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他说：“当我问总统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当他想见记者的时候，他都会说‘不’，但如果我执意带记者去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会见他们，我想他很乐意我这样做。”

起初，塔夫脱还会偶尔举行新闻发布会，要么在他的办公室要么在内阁。但不像罗斯福，他会给记者们赐坐，有时不够，迟到的人就不得不站着；当总统问到迟来的人，问题提前都没有想好，但是记者总会抱怨总统的问题只提供了一点信息。当一个记者在午餐时告诉巴特，新闻记者对塔夫脱扣留新闻感到很生气的时候，总统的助手评论到：“企图让塔夫脱先生像罗斯福一样，每时每刻都对新闻界提供消息，是不可能的，他要是这样做，那肯定是虚情假意。”

缓缓的，巴特吐了一口烟。之后，继续说道：

“总统和他的秘书都不会对发布新闻有真正的兴趣，他们的确也不懂这也是一种艺术。”这是在塔夫脱上任的第四个星期时，巴特在对自己在奥古斯塔·格鲁吉亚州的嫂嫂写信时所说的话。结果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信息和传闻，都被封锁。

离开白宫，巴特试着淡忘记者受到的冷遇。当塔夫脱叁加了匹兹堡的一场棒球游戏的时候，卡朋特安排让他坐下，而其余群众都站着。他告诉总统这里是观看比赛的最佳角度，但他又告诉记者，总统想“在那个可以看见所有的体育爱好者的地方观看比赛，这样就可以看见人群和球迷的评论，与民同乐。”

塔夫脱很快就不再召开记者会。他没有给出一个理由，但是奥拉汉推测，他可能发现他们“人太多太乱，不能给他们信息。”在白宫，总统只与个别的记者和小团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参加塔夫脱在1910年4月会议后，戴维斯就抱怨总统根本就不提供一点信息，他告诉巴特“仅仅在今天下午，总统透漏了四个有价值的新闻。”塔夫脱否认了一个可能在内阁引起轰动的报道，那是关于罗马发生事变的消息，在俄亥俄州的演讲上计划进行一场战争，以及与罗斯福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1912年，塔夫脱和他的前任之间的冷漠关系已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使与两者都有交情的巴特显的左右为难。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表现出了失望和疲劳的迹象。塔夫脱以给教皇送信这样一个工作借口，将他送到罗马去休养。

在回国的旅途中，巴特乘坐的是泰坦尼克号，他的初次航行也成了最后一次。关于巴特在最后一刻的活动，幸存者各执一词。一些人回忆说当救火船到来时，他跋扈的下命令；有些人没看见他或说他平静的站在一边。

总统塔夫脱给遭袭的船送去急件，询问他助手的消息。但在泰坦尼克号无线电室里的全体船员，都忙于应对灾难，没有人回信。塔夫脱稍后说他坚信他助手的行为：“我知道他坚持在船上，直到所有的任务都安排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