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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统的左膀有臂（第1页）

第一章总统的左膀有臂

当格罗弗·克利夫兰准备再次竞选总统时，就重新选择私人秘书的问题，一位华盛顿记者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位记者说：“我们一直希望您能任命一位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态度友好的秘书”。克利夫兰答道：“我正有此意，因为这对我同样非常有利。”

1897年的春天，也就是即将举行第25届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件事在华盛顿流传的沸沸扬扬。从克里夫兰总统到克林顿总统这一百多年间，对于白宫新闻秘书这个职位而言，这件事充分的揭示了新闻秘书的工作性质，即：连接总统与新闻媒体的桥梁。

总统的私人秘书，即后来所谓的新闻秘书，必须同时服务于总统和新闻媒体，而决不可以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罗纳德·里根以及乔治·布什总统的新闻秘书马林·费兹沃特坦率地说：“新闻秘书为了能够同时对两者保持忠诚，就必须费尽心机。”

而新闻工作者却不像新闻秘书这样左右为难。记者们的顾主往往只有一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获取新闻素材。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因为没有消息来源而感到烦恼，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秘书却掌握着消息来源。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资深新闻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说：“在华盛顿，这是一场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的游戏：政府就像是拥有羊群的农场主，而我们就是窃贼，我们费尽心思地想得到羊群，而政府就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我们，但有时他们也会发发善心，施舍给我们一些小羊羔，不过那都是他们早就想抛弃的。这其实就是一场勾心斗角的斗争。”

并且，有时这种斗争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1980年4月24日，乔迪·鲍威尔在白宫内阁办公室里吃午餐时，就得到了一个教训，并且认识到了这种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乔迪·鲍威尔是吉米·卡特总统的新闻秘书，早在两个月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美国关于营救被伊朗穆斯林政府劫持的美国外交官的计划。其实在3月22日的戴维营会议上，他就已经了解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全部细节问题。4月11日，卡特告诉鲍威尔说这个营救计划已经被列在了例行的周五外交事务会议的议程上。

鲍威尔对于是否出席这个会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营救计划是要严格保密的，这就要求必须对记者撒谎或者是隐瞒，鲍威尔意识到做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情的人只能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新闻秘书。很显然，他更希望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便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了。

但是鲍威尔还是出席了那次会议，他不得不这样做。政府内部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援救计划的详情，而他就是其中之一。4月22日，白宫参谋长乔丹·汉密尔顿在一次白宫官员会议上，否认了白宫正在制定营救计划这一情况。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关于这次会议的谣言就在华盛顿四处流传。《洛杉机时报》的一位精明的总编辑对鲍威尔说：“你们真的没有考虑任何营救计划吗？”“不，”鲍威尔说，“我们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糟，”

事实上，营救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但不妙的是，国防部长哈洛德·布朗向总统和内阁成员报告营救计划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八架负责解救人质的直升飞机中有二架已经在沙漠上空坠毁。几小时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八名美国士兵在C-130号直升飞机的坠毁中丧生。这次营救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接下来九个多月的艰难谈判。

鲍威尔对记者的谎言已经不止一次地误导了新闻媒体。然而，此前他只是“重复别人发表的错误声明”，但这次骗局完全是他自己一手制造的。于是，当晚他第一个打电话给记者纳尔逊，说：“我对你说了谎。”之后，纳尔逊叹息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

198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当准备与失败的卡特一起离开白宫的时候，鲍威尔不无感慨说:“过去在白宫的四年，我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是任何一名新闻秘书都无法逃避的……这就是新闻秘书这一职责的矛盾之处，一面是对本职工作的忠诚，而另一面则是对国家、甚至是对人民生命的责任，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

然而，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任何一位白宫的新闻秘书都不会为这样的问题而烦恼——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每届政府都会同与其关系良好的报纸订立一份“官方的出版合同”，然后使其成为政府的喉舌。《美国新闻报》的编辑约翰·弗侬是第一个与财政部订立合同的新闻人，他所经营的报纸支持的就是乔治·华盛顿政府；安德鲁·杰克森总统则亲自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华盛顿环球报》，并且聘请了肯塔基州的知名记者法兰西斯·布莱尔为编辑；从那时直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执政时期，《华盛顿环球报》一直都是政府的代言人；而从40年代后期一直到内战开始这段时期，则由《华盛顿联合报》取代了它的地位，而独占熬头；直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执政时期，这种情况才逐渐消失了，因为新成立的政府新闻出版办公室控制了政府所有的出版事务。

但此时，总统还没有任何专职的新闻工作人员。白宫的工作人员一向很少，直到林肯的前任詹姆斯·布坎兰执政时，国会才同意雇佣一名秘书帮助总统处理日常政务。尤利西斯·S·葛兰特以$13，800的薪金雇佣了6名助理，这笔资金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战争部的。而到19世纪20年代喀尔文·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白宫的职员已经增加到了46人，薪水预算达到$93，500，而1996年的财政支出已经高达$21，700，000了。

以前的总统很少关注新闻界。约翰·亚当斯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就很少提及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托马斯·杰弗逊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从不在报纸上署名。”

后来的总统一般都选择曾经做过记者的人担任助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一名助理，以前就曾是《肯塔基州报》的编辑阿摩斯，他曾被一名国会议员描述为“总统的思考机器，写作机器兼撒谎机器！”

也有一些总统选择有过新闻从业背景的人作为私人秘书，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秘书约翰·尼克雷就是这样的人。他年轻时曾回复过一个报纸的招聘启事，他们寻找“睿智的……，擅长读写，熟悉出版业务的人。”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尼克雷就一直担任伊利诺斯州自由出版社的编辑兼独立经营者。在离开白宫以后，尼克雷成为美国驻巴黎的领事，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及写作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的女儿海伦·尼克雷就说：“直到花甲之年，他还是以一名新闻工作者自居。”

尼克雷像现代总统的新闻秘书一样，提倡记者们在选择新闻时，要精挑细选，找出包含在新闻中的暗示性内容。当时，《世纪月刊》的编辑们曾经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回忆录，其内容包含了大量的揭发“真相”的轶闻等的线索、资料，他们就此事专门向尼克雷做了咨询。尼克雷认为他们不可能从回忆录里面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虽然作者自称是“林肯总统最亲密的私人朋友”。尼克雷说，那个提供消息的人“也许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但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应具有的品质。此外，他还对作者声称这是自己曾经在与总统会面时所做的记录，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有一次，他的女儿曾经说，如果有人将他的父亲写进回忆录的话，他肯定会给编者回信，说“这些内容确实很有趣，并且极具历史意义，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我的最新消息……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它出版。”

至于总统对新闻记者的态度，纽约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A·葛布莱特曾写道：“虽然林肯先生对我们一向彬彬有礼，但至于他是否信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是因为访问白宫的记者都不能直接见到总统，而是将问题写在卡片上，再由工作人员送到总统手中；只有偶尔总统才会在他的办公室或者接待室接见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