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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裕仁天皇如何逃脱东京军事法庭的审判（第1页）

日本裕仁天皇如何逃脱东京军事法庭的审判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处死后与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倒挂在米兰洛雷拉广场上，暴尸数日，饱尝人们的唾骂与石击；德国“战争狂人”希特勒走投无路之际与做了12年情妇的爱娃·勃劳恩正式举行婚礼之后，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饮弹自尽。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是侵略战争发起者的日本国家元首天皇裕仁却在战后得以颐养天年，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与天伦之乐。难道说他与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无染?越来越多的史实令人信服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认为：二战时的天皇裕仁是一位反战的仁慈国君，终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却无力阻止战争。日本政府还把裕仁的诞生日即每年的4月29日定为“绿节”。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结论，并把裕仁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联系起来。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P·比克斯不久前发表了他的新著《裕仁传》（书名直译为《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看着他的大臣们做战争计划。下面内务部领导和军方将领们也在估量他们的方案。于是首相说：‘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此书如是描述了日本第124位天皇裕仁在战争中的真实形象。此书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

比尔斯认为裕仁的真实角色是制订日本政策的核心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紧接着无情打击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从而日益加强他在日军中的地位。1940年，他成为日军最高指挥官，有任免日本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定有决定性的权力!根据书中所述，裕仁应对侵华暴行负直接责任。在向中国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并非别无选择，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直接支持，甚至重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视所有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敌人”。裕仁对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更是赞赏有加。另外，在长达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

比克斯指出，天皇支持对中国的暴行，同意并批准了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成联盟，还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做准备。这在裕仁天皇的九姑父东久迩宫战后的揭发材料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这份材料长达三万三千余言，有根有据地历数了裕仁近十几年来在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一系列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1927年5月和翌年4月的两次侵华军事行动，都是得到裕仁首肯的。他对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为了实现祖父皇和父皇的生前遗愿，使中国逐步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局部的、试探性的对华武装进攻可以不断。”“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对前往皇宫禀报的首相若槻礼次郎说：“这是全面控制中国的第一步，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同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炮制伪满洲国，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先为执政后为康德皇帝。为此，裕仁有过五次讲话和批示。

1936年8月7日，裕仁批准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关于日本大帝国之国策大纲》时，对首相广田弘毅说：“这个大纲写得好，帝国决定向南方扩张，并确定和加强对苏联和美国的军备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裕仁在御前会议对全体大臣说：“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力争在半年之内推翻中国现政权，力争一年之内使中国成为帝国最驯服的附属国……”。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际上弥漫着谴责之声，首相近卫文麿建议追究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裕仁不同意：“日华战争刚刚开始，若追究责任，就等于给在华作战的皇军官兵泼冷水。”1938年7月12日，日本与苏联在张鼓峰发生武装冲突，裕仁对近卫文庶说：“……帝国打这一仗的目的，是摸摸苏联在张鼓峰一带部署的军事实力，好为将来全面进攻苏联作好军事准备。”同年12月20日，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时，裕仁指使近卫文麿等对汪友好，以扶汪代蒋，控制中国。1939年5月11日，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境内的诺门坎发生武装冲突，裕仁在《诺门坎武装冲突之战况》上批示：“这一仗是再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为北进苏联做好一切准备。大本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必须在近期制订出一个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地区的大致军事计划。”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时，裕仁对首相米内光政说：“以帝国政府名义发表支持汪先生主政的新政权的声明很有必要。……南京新政权的建立，是帝国全面控制中国，使其成为驯服的附属国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还可第三步……。”

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裕仁在御前会议上说：“……德军进攻苏联，苏联的灭亡指日可待。帝国政府要发表声明，对德国的这一军事行动表示支持。……有了德国进攻苏联，我们的北进计划暂时可以取消，集中全力早日结束日华战争，早日南进东南亚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前的12月6日，裕仁分别接见首相东条英机和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他对东条说：“进攻珍珠港，是南进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他对山本说；“珍珠港的重任，具体落在山本君肩上，希望你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东久迩官提供的揭发材料，不仅披露了上述史实，还列举了裕仁对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每次重大战役怎样打的口头或批示的具体意见。天皇介入战争的程度，委实不可小觑。

东久迩宫的材料说：“由于我是比较重要的皇亲国戚，天皇接见任何人的御音录音片，我都可以借到家里收听。同样，天皇御览和御批的文件，我也可以从档案馆借阅。因此，我坚信我的揭发是比较准确的。”材料最后说：“在日本国，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又是陆海空三军统帅，他对近十余年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上和国内一批正直的日本人曾多次呼吁，应该定天皇为首要甲级战犯而予以逮捕，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

根据比克斯先生的《裕仁传》，裕仁甚至应对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负责。二战末期，裕仁有过许多次结束战争的机会，一但裕仁拼命想保住天皇宝座，迟迟不肯宣布无条件投降，以致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此外，裕仁还应当为20万被强迫、绑架或欺骗沦为日本军队强奸与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各国女性负责。2000年12月12日，东京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经过仔细认真的听取认证后，庄严地宣布日本已故天皇裕仁犯有人道主义罪行。判决说，根据日本专家的作证，裕仁天皇并非“傀儡”，而是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的。从“南京强奸”事件推断，裕仁天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强奸事件的发生，而且本应该采取措施阻止而不是同意或至少允许该类事件在所谓“慰安妇”名义下继续发生。

而早在1971年，一位在日本长大名叫戴维·伯格米尼的美国人就曾出版过一本名叫《日本天皇的阴谋》的专著，长达1200页。他在书中指出：“人们对裕仁的了解是完全错误的。他绝不是一个没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也不是执行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军人的命令的受害者，而是一个能量很大的领袖和大元帅，自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死心塌地地继承了他祖父的使命……利用中国作为跳板，把日本帝国扩展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占领和征服满洲、入侵中国、袭击珍珠港、向南亚和东南亚实行军事扩张……日本所有这些记录在案的罪恶中，没有一项不该由裕仁天皇负主要责任。”比克斯的观点似乎与伯格米尼的结论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最近出版的西格拉弗的《大和王朝》是一本关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描写五代日本皇室内幕的传记作品，该书首次揭示了日本皇室在二战期间疯狂掠夺亚洲各国金钱财宝行动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西格拉弗在书中指出：正当华盛顿宣布日本破产之时，美国战备勤务办公室（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特工和由战备勤务办公室官员罗马纳率领的美国陆军官员却于1945年到1948年间在菲律宾的许多山洞里掘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战利品，他们还在42个国家发现了储存金条的176个账户。

既然罪责如斯，那么裕仁天皇为何在战后能安然无恙呢?这同美国在二战后的政治需要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要想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要想用新的政治模式改造日本，要想稳定日本局势，要想有步骤地审判日本战犯，都只能保留天皇神的位置，让他作传声筒。如果最高总司令部和国际法庭把天皇作为战犯处死，可能会诱发政治混乱，日本的局面将难以收拾。麦克阿瑟等人对此深谙此理。于是，麦克阿瑟不仅在财产审计上故意放日本皇室一马，还迫使东条英机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把战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造成一种“裕仁无罪”的假相。《裕仁传》提出的证据显示，为了在远东国际法庭避免提及裕仁，麦克阿瑟的高级顾问与日本宫廷里的官员在审判出庭前曾对过口供：“裕仁根本没有意识到为日本在海外所作所为承担个人责任，也从来不承认侵略有罪。”当然，麦克阿瑟的胆子再大，他也不敢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实上，支持他的还有宾尼尔·弗勒斯将军、前总统胡佛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据西格拉弗在书中指出的，胡佛和麦克阿瑟的腰包里装有大量日本皇室在二战期间疯狂掠夺的亚洲各国的金钱财宝。于是在麦克阿瑟等人的包装下，裕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的傀儡的形象，逃脱了国际法庭的严惩。

假设麦克阿瑟没有这么做，历史是否会沿着另一条轨迹前进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题。更何况，让本应承担战争责任的人轻松过关，这对饱受侵略者**的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