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答道:
“好的,现在。”
“你把这件事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发誓。”
他犹豫了几秒钟,接着打定了主意:
“我把这件事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发誓。”
就这样,她松开了手,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从那以后她又有好几天没见到他和他说话了,而且那马房,从那以后每天晚上都用钥匙从里面锁好。她害怕被人说闲话,所以不敢再去找雅格。
后来,有一天早晨,她看见另外一个打杂工友进来吃饭。她问道:
“雅格是不是走了?”
“是的,”另一个说,“我是来干他活的。”
她开始发抖了,她被气得没有力量从壁炉里面取下那只挂着的汤罐子来。接着,到了大家全去干活的时候,她回到了楼上的卧室里,趴在枕头上面呜呜地哭起来,还不想让人发现。
白天,她用那种不引起别人怀疑的方法去打听雅格的下落。可是她老是想着为什么会这样而显得失魂落魄,以至于感到她询问过的人都对她笑。从此她一点消息也没有,只知道他早已彻底离开了这里。
二
她痛苦的生活一日接一日的开始了。她像机器一样地工作着,从不想自己在做什么,脑袋里总是想着:“如果这件事被人知道该怎么办呢!”
这个渐渐变大的烦恼让她真没有办法去想了。甚至即使知道不好的话就要来了,她连避开这个不好的话的方法也不去想了。日子越来越近,像是催命的死神在紧追着她。
每天早上,她起得比所有人都早,而且用一种愤恨决绝的态度,对着一小块供她梳头之用的破镜子盯视着自己的腰身,想看一看是不是今天被人看出来。而且,在白天,她时不时地停止工作,目的是为了从上到下细看一遍自己,看看自己的肚子是不是在片刻把围腰裙儿顶得太高。
以后的几个月,她几乎一言不发,有人问她问题时,她竟连问题都忘记,神情慌张,目光发呆,双手发抖。老板看到她这个样子问道:
“好孩子,你最近怎么啦!”
她总躲在教堂里的一根柱子后面,不敢到忏悔室里去,很怕撞见了长堂的神父。她认为他有一种超人类的法力能够看得见她的心事。
在桌上,同伴们的多看她几眼竟让她担心而晕倒了,她担心被那个看牛人发现。这小子是一个早熟而又聪明的家伙,他那双发亮的眼眼好像在大量着她。
一天早晨,邮差给了她一封信。她从来没有接过什么信,心里非常紧张。是他寄来的,也许吧?可是她不认识字,拿着那张写满了字的纸儿抖个不停。她把信放在衣服的口袋里,不敢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有好多次仔细看着那些工工整整的而且用一个签名作结尾的字儿,多希望自己能突然一下子能够读懂。最后,她因为担心和挂念几乎折磨她成为神经质,就去找本村里的小学教师了。这位教师请她坐下然后念给她听:
亲爱的女儿,这封信为的是通知你,我身体不算太好了。我的邻居,邓都老板,写信让你回来。
你母亲的代笔人凯塞尔·邓都
她安静地走开了。可是没有人的时候,两条腿都软了,就立刻晕倒在路边。后来一直在这地方待到了晚上。
回到田庄里,她向田庄的主人说起自己的不幸。好心的田庄的主人同意她离开多久都没有关系,在她没有回来之前,他找一个临时的女工来代替她。
她的母亲本来就是病重垂危的,她回到家的那一日她母亲就死去了。第二天,洛莎就生了一个只有七个月的男孩子。孩子的小骨头瘦得让人直害怕,而且他好像先天不足,因为他那双干枯得如同螃蟹脚爪样的小手痛苦地**着。
但是他却活下去了。
她说自己已经结过婚了,可是照顾不了孩子,就把他交给了邻居,他们答应替她好好儿照顾。
她回到了农庄。
不过这样一来,那个被她留在家乡的弱小生命好像一道曙光似的照亮了她早已痛苦不堪的心,带来了未曾体验过的美好。后来这美好又变成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苦难。因为她抛弃了他。
而且最使她伤心的事,就是一种疯狂的想要亲亲他的愿望,想弯着胳膊抱他,想使自己的肌肤感得到他的小身体的温暖。她日思夜想着孩子,一做完事,她就坐在壁炉跟前,定定地瞧着它,如同那些想着远方的人一样。有人竟渐渐讪笑说她有了对象了,并且有人闹着玩儿说她有情人了,问她这爱人是否英俊,个子高不高,是不是很有钱,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哪一天举行婚礼?后来,为了能够独自眼泪,她时常躲避旁人,因为这些问题就像钢针一样刺到了她的灵魂
她努力地工作只是为了排除这些烦恼。然而,她始终想着自己的孩子,她寻找各种办法来为孩子多积点钱。
她努力地工作,让人不能不增加她的工资。这样一来,她渐渐地包揽了所有的日常工作,因此老板辞退了另外一个女长工。在面包上,在灯油和蜡烛上,在被旁人随便撒给鸡吃的粮食上,在那些被别人浪费的牲口草料上,她都能够节省。
她为老板省钱就像为自己节俭一样。而且,买进的东西讲到最低,并且田庄里的产品,极力卖出高价,极力识破那些出售物产的乡下人的诡计。买进和卖出,苦工的管理,伙食的账目,只有她注意这些事情。于是,没有多久,她成了重要的人了,她使用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在她管理之下的田庄渐渐地兴旺起来了。周围三四公里的地方,大家都谈论“瓦兰老板的女长工”。而且这个田庄的老板逢人就夸赞地说:“这女孩子嘛,真的比金子还值钱。”
然而,光阴过去了,她的工钱却始终没有增加。老板接受她的苦力,像是接受一种出自任何忠心的女工人的理所当然的事,一种简单的热心表现。并且她开始带着点儿苦味想到老板是不是靠着她每月多进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金法郎,而她所得的却始终是每年二百四十金法郎,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但是她感到了央求钱财是羞耻的事情,一连三次去找老板,然而走到他跟前却谈了旁的事。最后,有一天老板单独在厨房里吃早餐,她用一种欲言又止的语气对他说自己想和他好好谈谈。他惊讶地抬起了头,双手放在桌子上,一只手拿着餐桌上用的刀子,而另一只手,拿着一点吃剩下的面包,随后他一直盯着他的女长工,等待着她说话。在这样的场景下,她结结巴巴地说她想请八天假回家去一趟,原因是自己有点不舒服。
他马上答应了她。接着,他也觉出她想说的话是什么了,又加上了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