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我和我的同学约瑟夫·达乌朗在路上走,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向我们要求施舍。我的同学给了他一枚价值五法郎的银币。
我奇怪的问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向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这个可怜的人让我忘不了一件事情。我现在就告诉你,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们家不富裕,本来是住在勒阿弗尔的。我有两个姐姐,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工作,每天要很晚才从公司回来,没有多少收入。全家人都在为了生活而奔忙。
母亲总是因为生活拮据而用一些尖酸刻薄不留颜面的闲话去数落我的父亲。可怜的爸爸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动作,在母亲数落完后,他就张开手掌扶在额头上,好像是去擦汗一般,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汗,而且他并不反驳。我都替他的懦弱感到羞愧了。我们大家从来不接受邀请去吃夜饭,为的是不必回请人家。家里吃的东西全是大减价的东西,甚至是一些过了期的。妹妹们的裙子也都是自家缝制的,为了省一点钱,也都要在选料上商量好久。我们通常的吃的是浓汤和牛肉杂烩,那仿佛是有益卫生的和滋补的,不过我情愿吃点别的东西。
我经常会因为丢了一粒钮扣和撕破了裤子,被他们训斥一顿。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就都打扮得光鲜亮丽到港口的堤坝上去散步。这时,父亲会穿他的大礼服,戴上顶丝光高帽,套上手套,伸起胳膊挽着母亲。母亲呢,则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一艘挂满各种旗子过盛大节日的海船。姐姐们也早已打扮好,特意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爸爸的大礼服上发现一处油迹。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把它擦掉。
我父亲脱下了大礼服,露出两只穿着衬衣的胳膊,他等着我们帮他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戴好她那副近光眼镜,并且脱下了那双手套,以免弄脏。稍后,我们大家都心情舒畅地上路了。姐姐们彼此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们总是愿意她们在城里多走动。我靠在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
到现在,我还记得我那可怜的父母在星期日散步时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庄严神情,严肃的、不苟言笑的脸。他们挺直脊梁,伸直大腿,大步地走,好像只有用这种态度才能完成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一样。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遥远地方回来的大海船,父亲始终是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哈!如果于勒就在那里面,那将多么令人兴奋啊!”于勒叔叔是父亲的兄弟,他算是我家里惟一的希望了。
自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听见大家不断地提起过他,我似乎对他已经很是熟悉了,像是我一见面就能认得出他的感觉。他在动身到美洲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都知道,尽管大家只轻描淡写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个时期。
他曾经有过一种不良的品行,把家里的一些儿钱亏空了。对于贫穷的家庭这是莫大的罪过。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傻事,那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在经济困难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不顾父母消耗了本钱,必然被大家认为是坏人和浪**子弟!即便两者本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种分别始终算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结局才能够判行为的性质。
一句话,于勒叔叔在吃光他自己那份遗产之后,还把应该属于我父亲的遗产挥霍了。家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教他搭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于勒叔叔在那里做了商人。不过干什么行业,我们却不知道。不久前他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点儿钱,希望能够补偿他以前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给家庭带来了希望。于勒,从前他一无是处,现在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纯洁正直的人。
此外,一个船长曾经告诉过我们,说于勒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并且经营一种重要的买卖。
两年之后,我们收到了他第二份信。信中他说:“我的亲人,我写信给你也是为了请你不要惦记我,我身体很好,生意也做得不错。明天,我将要起程去南美洲做一次长期旅行,将来也许会有几年没有消息给你们。如果我没有写信给你们,请你不必牵挂。一旦我发了财,我一定立刻回来。希望不久就可以见面,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过舒舒服服的生活……”
叔叔的这封信,竟变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了。大家不时读着,并拿给所有认识的人看。
十年中,于勒叔叔真的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是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却越大。后来,我母亲也时常说:“将来心地善良的于勒回来之后,我们的景况就喝往常不一样了。他真的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看着那些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的大轮船出现在水平线上的时候,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句永不改变的话:
“哦!如果我的弟弟于勒就在那里面,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我们大家都指望着看见他扬起手帕喊着:“噢!真的是他。”
对于这件事情的可信度,我们大家都是坚信无疑的,甚至盘算过无数的计划,谈到应当用叔叔的钱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墅。我敢断定我的父亲把这件事情之前与人商量过。
我的大姐当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全家人都为此而烦恼不已。
终于,有一个人介绍了一个机关里的职员给二姐,他虽不很富,然而还算是个正派的人。我一向信任于勒叔叔的那封信。某天晚上,我拿出那封信来给那个青年看,他竟然毫不犹豫地下决心向二姐求婚了。
父母没有考虑就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且决定在婚礼之后,全家一同到哲西岛去做一次短期的旅行。
那地方只要海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对于穷人来说,哲西岛是个不错的旅行目标。小岛是归英国管的,所以一个法国人经过两小时的航海时间,就能够像出国那样旅行了,就可以研究一个被英国国旗掩护的岛上的风俗了。即使那种风俗在我们眼里真是糟糕透。到哲西岛去的旅行计划,就变成了我们一家的梦想、惟一的期盼和最渴望的事情。
终于,我们一家起程了。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轮船在码头边鸣响了汽笛,我父亲慌忙张罗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则挽着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姐的胳膊。自从我的二姐出嫁之后,大姐就孤单得如同一只留在窝里的惟一一只鸡雏了。那对新婚夫妇在我们这些人的后边,他俩时常弄得我回过头去望着他们。
我们终于都上船了。船离开了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像是翠色的大理石桌面般的海面上行走着。这时,海岸似乎在向后跑着,大家都高兴得和世界上第一次旅行的人一样。
我父亲穿着那件他细心擦干净油迹的方襟大礼服,挺着他的大肚子。在他的身体四周,散布着一股在平常日子就能闻得见的汽油味儿。
突然,他看见了有两个男的正在邀请两个时髦的女客在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的,男的又递给自己的那两个女伴。她们用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牡蛎,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害怕在裙子上留下污迹。随后,她们用最迅速的动作喝干了牡蛎的汁子,然后把壳子扔到了海面上去。我父亲无疑地被她们那种气派、文雅、高尚的吃牡蛎的动作吸引了。于是,他走到了我们的身边,问:
“你们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吃几个牡蛎吗?”
我母亲因为一点儿钱的花费,迟疑起来,但是我的姐姐们却立刻同意了。我母亲用一种辩解的语气说:
“我的消化不好,我害怕吃了会肚子痛,你就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可别多吃,否则她们也会生病的。”
随后,她又侧转来,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夫,他是男孩子,我看就不用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