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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布局天下 项羽分封谋略新探（第2页）

由上我们可以知道都关中的地理条件优越并非就是最佳的选择，那么我们分析项羽都彭城的考虑。

首先，我们不能忽略了楚怀王的影响，不管怎么说项羽还是楚怀王名义的下属。所以项羽分封诸侯前先“使人致命怀王”，欲把分封批上合法的外衣，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楚怀王明显要顽抗到底，形式迫得项羽非要亲自处理楚怀王不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项羽要称霸天下，就不能有一个名义的上司指手画脚；要控制楚地，也不能任由另一个政权发号施令，使楚地的力量分裂。也就是项羽无论如何也要在楚地统一号令，如果连楚地都团结不了，谈何称霸天下？或则有人认为楚怀王不过傀儡而已，用不着这么重视。实则不然，这是关乎名分的大问题容不得马虎。另外楚怀王有一定的势力和军队，项羽不过有楚军几万而已，真正楚的根基却在楚地，项羽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亦是在接受楚地的全部力量。事实上怀王并不是轻易就可以处理的，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元年二月，项羽就徙怀王都长沙郴县；而汉元年三月怀王仍都彭城，项羽都江都。推测可能怀王有抵抗的行为，项羽不得不先临时建都对付怀王。另外怀王终被驱逐，也是因为怀王之臣见项羽强势而纷纷背怀投羽，并非是楚怀王势力单薄。

再次，项羽都彭城也是客观形式的决定，项羽手下将士皆楚人，都有衣绣归乡的愿望。刘邦手下一样有东归的念头“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韩王信语）”，“汉《饶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盖描写汉高祖在南郑时，兵士思东归之情”。所以项羽顺从民意发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的政治宣言，后人并不了解这种背景以致嘲笑之。事实上刘邦也说过同样的话“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同样的行为，难道就因为刘邦是胜利者，一个就是省时度势，一个就是目光短浅？

第三，如果项羽都关中，楚地将如何处理？

清人恽敬对此曾有精辟的评论：“项王听韩生之说而都之，关中之人，安乎不安乎？关外诸侯，无异议乎？项王所接待室之九郡，将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势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将云关中自将而东乎？关中固汉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夺他人所手定之关中；既夺他人所手定之关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将而东，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关中者，项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顺、势不便，则缓取之；取之而名不顺、势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则以弃之者取之。”。

另外关中对项羽来说没有任何根基，又是刘邦先定关中，取关中不但得不义之名，而且不能兑现许诺章邯的雍王，又负无信之名。以实实在在的根据地换危机四伏的关中，且负不义无信之名，盖项羽之不取也！

第四，从地理上，彭城亦是绝好的位置

从政治上看，彭城居“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脊，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另日人泷川资言分析都彭城则通三川，通三川则与三秦相照应。而三川左近，受封的申阳、司马卬皆为与楚相睦之诸侯。兼之三秦对楚的依附，即便项羽不亲自坐镇于彼，关中之地也不算失控。也就是项羽居彭城依然可以掌控全国。

从军事上看，《荀子·彊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宋代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说：“昔项羽入关，毁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验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瓶水也。”。楚汉战争前期，项羽正是以三万铁骑，从鲁绕道彭城西南进攻刘邦，大破汉军五十六万。

从经济上看，“彭城地处黄淮平原，物产丰饶，‘稻麦一熟可资数岁’”。项羽王梁，楚九郡是当时天下最肥沃，富饶的地区。有一点要说明，楚汉战争期间，项羽军中缺粮，并非是西楚经济不足，实乃彭越居梁地，攻击西楚之后方，骚扰项羽之运输，才造成缺粮的后果。相反刘邦之关中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一直靠蜀、汉支持。汉朝建立后，关中更是破烂不堪，刘邦徒关东大族才慢慢恢复元气。

学者史念海曾经在讨论西汉建都问题时指出，“当项羽破秦入关之后，宰割天下，为所欲为。这时他对于首都的选择，是舍弃了关中，而东居于汳、获诸渠附近的彭城。这里面的原因，既不是韩生所谓的‘楚人沐猴而冠’，也不是项羽自己向人所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这纯粹是一个经济上的看法。咸阳固然在嬴秦末年，已达到极为繁荣的阶段，但这种人为的繁荣，在来自东南富庶之区的项羽的眼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何况在项羽自己一把火烧了之后，这人为的繁荣已经变成瓦砾的场所。至于韩生所说的‘关中肥饶，可都以伯’，实在是打不动项羽的心的。”“经济”角度考虑，“都彭城”本来就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仅从经济上来观察，项羽的东都彭城，并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项羽的粮饷从来不曾发生过恐慌”，然而，“高帝的粮饷，不仅取之于关中，更取之于巴蜀。这经过千山万岭的运输，是何等的困难。”所以汉并天下后，刘邦以萧何“给粮饷，不绝粮道”，“算作第一功”。可是，“如果是项羽胜了，论功行赏，像萧何这样的功劳，简直不必提起。因为彭城附近就是产粮之区，……况且水陆两方面的交通又都是极为便利的。”

第五，彭城是楚东国的政治中心

从战国后期楚国的北上东进，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而彭城则曾经被看作楚东国的政治中心。立都彭城控制楚东国、东魏之地是必然的选择。

第六，项氏家族的势力在彭城周围

从项羽的家族背景，我们知道项氏原先是鲁国贵族，后迁移到下相。项氏的活动范围基本在以彭城为中心的北部，南部和东部。而项氏发家的大本营江东正处于彭城大后方。项羽都彭城不但可以得到传统家族势力的支持，而且大后方也有源源不断提供粮草与兵源的保障。

由以上六点我们知道项羽都彭城有相当成熟的战略考虑，都彭城比都关中亦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样项羽都彭城亦是分封谋略之中的一个前奏，是大战略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围绕着这一环节，项羽逐步开始实行分封诸侯控制天下的手段。

2、项羽何曾弑义帝——熊心之死

楚汉相争时期，项羽弑义帝熊心向来被当作项羽由盛转衰的标志。宋代李涂《文章精义》就以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清朝才女李晚芳《在读史管见》评论项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炤。羽未弑义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二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为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耳，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

而项羽的失败长期在相当长的历史背景中都是合某一种政治的解说，而杀故主失民心然后败亡的说法更是经典的儒家命题。苏轼《范增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为增计者，能诛羽则杀之，不能则去之”，洪迈《容斋随笔》“范增人杰”条下以为“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

关于项羽弑义帝熊心有如下记载：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徒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

史记黥布列传记载：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戏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汉二年十月“项羽灭义帝”。

汉书高帝纪记载：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

汉书项籍传记载：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

汉书英布传记载：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

但是，项羽弑义帝熊心有几处可疑之处：

一：根据史记记载，项羽对义帝熊心的处理是虚立其帝，实则是流放到南方。这样做不但撇开义帝熊心，自己单独接收整个楚地势力资源；而且名正言顺的堵住天下之口，而且对政敌还留一丝余地，也让诸侯心服口服，相比臧荼杀燕王，田荣杀齐王，手腕更圆滑。

另外项羽徒义帝熊心长沙郴县，本身对南方三王来说是祸水南引？将义帝熊心这个烫手山芋甩给南方三王。也就是说项羽完全没有必要杀义帝熊心，也没有其动机。如果说项羽此时才杀义帝熊心，那之前虚立为帝，徒江南这些都完全没必要做，在彭城直接杀了即可，何必大费周折？

二，关于项羽弑义帝熊心的时间，有多种不同的记载，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是在汉元年四月项羽下令诛杀；黥布列传更明确是汉元年四月项羽下令诛杀，八月英布在郴县杀之；而秦楚之际月表记载义帝熊心十月被灭，除其国。时间跨度超过半年。参与者又涉及到四个人，项羽下令，衡山王、临江王、九江王参与，最终九江王击杀。而且从英布动手，一直到十月才被杀，更是不可理解。

三，根据史记记载，项羽阴令三王杀之，既然是阴令，自然是暗中秘密的行事。但是都三番五次给三个王都下令杀之。这样明显的大张旗鼓，怎么会是阴令？也许阴令本身是指，没有项羽明确下令的史实，所以汉政府认为是项羽暗中下的命令。但是这个猜测明显有点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