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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先修身后立身（第2页）

曾子曾经居住在鄪国，跟鄪君的关系很好，经常提合理化建议。但鄪君贪图享乐，不肯听从。有一年，鲁国将要攻打鄪城，曾子就向鄪君辞行说:“我要暂时离开，等敌人走了再回来；请帮忙照看一下我的房子，不要让猪狗进去。”

鄪君不高兴地说:“我一向善待先生，没有人不知道。现在鲁国人要来攻打我，您却要离开我，我为什么还要帮您照看房子？”

过不久，鲁国人攻占了鄪城，并公布鄪君十条罪状，其中九条是曾子平日跟他争论过的。鄪君意识到，责任确实在自己，曾子对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不能怪他。所以，鲁国军队撤走后，鄪君修好曾子的房子，亲自去迎接他的到来。

这就是曾子对于“忠”字的理解，他虽然强调“事君能致其身”，却不愿意让自己的性命糟蹋在老板的愚蠢手里。后来以儒学为纲的封建王朝，要求臣子绝对服从、绝对效命，显然是篡改了孔门绝学。我们现代提倡忠诚，只要做到曾子这样就可以了，不必“愚忠”。

诚信待人有什么好处呢？颜回曾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立身”，孔子的回答是：谦恭、尊重、忠诚、守信，可以立身。保持谦恭就能免于受众人所忌；尊重别人就会受到别人爱戴；待人忠诚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坚守信用别人就会依赖你。有人爱戴你，有人帮助你，有人依靠你，你一定能免除祸患。这样的人可以治理国家，何况安身立命呢？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诚信是立身之本。

美德智慧不分家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曾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思想主要记录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董仲舒继承先儒的仁道原则，并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莫违于仁，莫急于智。”也就是说，不要跟仁相背离，不要强用智能。

那么，什么是仁呢？先儒通常就事论事，认为这是仁，这不是仁。董仲舒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了方便，下面将他的话直接翻译成白话，而不引用原文：诚恳地爱护别人，恭敬和睦而不争斗，喜好并诚心遵从社会道德，没有伤害别人的心理，没有忌恨别人的心态，没有嫉妒别人的情绪，没有怨天尤为的习惯，没有阴险狡诈的想法，没有邪恶乖僻的行为。这样的人心情舒畅，心态平和，欲望有节制，行事公平，行为正当，所以他能轻松愉快地生活。这样的德行，就叫做仁。

如果不仁，会有什么危害呢？董仲舒认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意思是说：没有仁爱而有勇力才能，就像疯子拿着锐利的武器；没有智慧而口齿伶俐，就像瞎子骑着日行千里的好马。

对这一观点，董仲舒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没有仁爱、没有智慧却有才能的人，会运用他的才能去助长自己邪僻不正的思想，去帮助他邪恶乖僻的行为，正足以加大他的错误，加重他的罪恶。他的狡辩足以掩盖过失，他的口才足以欺诈别人，他的巧慧足以迷惑愚人，他的花言巧语足以遮蔽错误，他的顽固足以破坏法纪，他的固执足以拒绝劝谏，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才能，而是他运用不当，走上了邪路。

那么，什么是智呢？董仲舒认为，“先言而后当”，就是智慧。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这段话翻译过来，意思是：智者对祸福有远见，能预先知道利害，事物萌芽时就知道它日后的变化，事物兴盛时就知道它的归宿，看见开始就知道结果。所以，他指出的道路，没有人敢反对；他立下的规章，没有人能废止；他提倡的事情，没有人能舍弃。他做事前后不相矛盾，有始有终。人们都信赖他、追随他，愿意跟他接近而没有人讨厌他。他说话少而到位，语言精练，言简意赅，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一字。总之，他举止合乎规范，他说话恰到好处，这就叫智慧。

需要注意，董仲舒所谓“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并不是用权势堵住别人的嘴、绑住别人的手、拴住别人的脚，让人不敢反对、不敢废止、不敢舍弃，而是因为，他指明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立下的规章是合理的，他提倡的事情是对大家有益的，人们不想反对、不想废止、不想舍弃。按他说的去做，明明对自己大有好处，为什么要按相反的方式去做呢？

智慧的人，确如董仲舒所说，能远见祸福、预知兴亡，他们提出的方法、倡议的事情，也能让大家乐从。即使人们当初对他所言所行不理解，日后也必会为其远见卓识所折服。

李沆字文靖，宋真宗时任宰相。他的同僚好友王旦任参知政事。当时正值西北边境战事吃紧，往往到了很晚才能吃饭，王旦长叹：“唉！我们这些人，怎样才能遇到天下太平、优游无事的时候啊！”

李沆说：“稍有忧虑辛苦，才可让人心生警惕。假使哪天四方无事，朝廷里未必不会生出事来。”

后来，宋朝与契丹讲和了，王旦问李沆：“何如？”

李沆说：“议和当然是好事。但一旦边疆无事，恐怕皇上又会渐渐生出奢侈之心。”

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为了防微杜渐，每天收集一些水旱灾害、强盗、乱贼以及忤逆不孝的事禀奏皇上，皇上听了，抑郁不乐。王旦认为不值得拿这些琐碎的小事去烦扰皇上。李沆则说：“皇上年少，应该让他知道各方面的艰难，具有忧患意识。不然，他血气方刚，不是成天迷恋美女娱乐，就是大兴土木，征召军队，建祠立庙。我老了，看不到这一天了，而这些正是你参政之后的忧虑啊！”

李沆死后，宋真宗看到与契丹讲和了，西夏也对宋称臣了，果然在泰山封岱祠，在汾水建宗庙，大肆营造宫殿，搜集研究已废弃了的典籍，没有闲暇之日。

王旦亲眼看见王若钦、丁谓等奸臣的所作所为，想进言劝谏，而自己却已经陷进去了；想离开朝廷，而念及皇上对他的厚爱，不便辞官。此时，王旦才认识到李沆的先见之明，感叹道：“李文靖真是一位圣人啊！”

李沆能在太平无事时洞察祸乱的苗头，堪称智者。

董仲舒所说的仁，主要是指心灵的高尚；他所说的智慧，却包含了仁或者说美德在内。实际上这两种东西是可以合一的，而且很多人就是以此经营高品位的人生。三国时的刘备即是其一。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纷争中，曹操行霸术，推崇权力，强调法术，好用机变。刘备知道，曹操是自己争夺天下最大的对手，而曹操具备的条件是他不具备的，因此，他采用相反的方式，行仁权之术，以广结人心。他曾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赢得人心，这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在攻心的方式上，曹操多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而刘备“每与操反”，仁以怀之，德以报之，信以用之。他“携民渡江”，荆襄军民感其德，愿誓死相随；他“摔阿斗”、“遣众将”，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他“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感其心诚，愿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夺人之国，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反对庞统的“杀其主夺其国”之策，趁拒张鲁之机，“厚树恩德，以收笼众心”，待民心安稳才起兵夺蜀，沿途不扰民，优待俘虏，极得人心。

在用人上，曹操重实绩而轻美德，他在向天下广招人才，公然说，只要有才能，哪怕品德很差、名声很坏，他也来者不拒。所以，曹操阵营中虽良智良才之人众多，而奸诈之辈也不少。刘备用人也“每与操反”，要求德才兼备。他还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唤起部下忠诚的信念。蜀汉虽人才相对较少，却几乎没有人真正叛逃，更没有被篡权的危机，在这一点上，刘备要比曹操成功。

刘备“每与操反”，不仅是智谋，也因为对仁义道德的伦理规范比较认同，想用“仁德”来拯救天下。刘备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从小便沦落在社会的下层，与其母以织席贩鞋为生，深知民间疾苦。他少年时便立下志向：“欲伸大义于天下。”在那个惟利是图的年代，美德已经是一种珍稀物品，刘备始终坚持以仁德为准则行事，就好比垄断了紧缺资源，很快就名扬天下，贤士豪杰争相附从。

从刘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智慧与美德很好地合而为一。而且两者又与自身利害紧密相关。我认为，与儒家过于强调仁德而轻私相比，刘备的选择更合乎人之常情，因而更合理。提倡美德、智慧不分家，将美德、智慧融于私利之中，也许是塑造正确价值观的简明道路。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说：天道没有偏心，却经常帮助好人。

既然天道没有偏心，为什么经常帮助好人呢？难道这不是对好人偏心吗？非也！天地帮助好人，是“不帮之帮”，是“无为之爱”。也可以说，是道在自然运行的过程中，使好处自然而然地流到好人这里，就像水自然而然地流到比较低洼的地方一样。

天道的运行，确实存在某种玄妙之处，它在若有若无、若隐若现中，无声无息地发挥着作用。

有时候，人们认为“好心有好报”，可是等了许久，没看见“好报”在哪里。

有时候，人们认为“好心无好报”，事后却惊讶地发现，“好报”大得惊人。

这其中的道，不是人们能够完全看透的。但是，人们看不透，不等于道并不存在。不管能否看透，相信“好人有好报”，总是不错的。

当我们帮助别人时，也许是在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帮助自己。正因为看不见，就好像是在做一件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傻事。事后才可能看清做好事与得好报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天，旅行家辛格和一位朋友正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某个山口。在跟一场暴风雪搏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后，他们筋疲力尽，又冷又饿。

忽然，他们看见雪地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半个身子已被雪掩埋。辛格顿生恻隐之心，蹲下来一检查，发现这个人还活着，只是被冻晕了。辛格跟朋友商量，要不要设法带走这个倒霉的家伙？朋友惊叫起来：“别干傻事，辛格！我们自身难保，带上一个累赘，我们都会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