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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理性竞争的策略（第2页）

船主听他这样说，走过去揭开舱板，怒气冲冲地对曹福吼道：“你搜吧！”曹福也跟着过去一看，舱中空无一物。“这下你该上岸了吧！”船主说道。

谁知曹福并不挪步，继续说道：“请把底板打开。”船主坚持不肯。曹福拿起一根铁锤，硬把底板撬开，发现底板下厚厚一层金帛。船主顿时傻了眼。曹福将其扭送衙门，经审讯船主是多年的老贼。

曹福似乎在漫不经心中拿获老贼，人们十分奇怪，问他凭什么发现船上有赃物的呢。曹福笑着说：“其实这很简单，我看这船很小，船舱又未装什么货物，但它行驶在河中，风浪却不能使其波动；而船主在拴船缆时，牵拽也很是吃力，故我断定船夹底里一定有重物，一查果然如此。”

又有一次，城外田沟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不是本地人，像是外地商人，显然是凶手谋财害命。但案发后，凶手已逃之夭夭，县令严令捕快近日拿获凶手。其他捕快经过明察暗访，查不到丝毫线索，十分焦急，都想去请教一下曹福，可是曹福却不见了踪影。经过一番搜寻，大伙才在河堤边的一座茶馆里找到了他。曹福正临窗而坐，一边喝茶，一面注视着河中的情景。

“曹兄，你真有闲情逸致，坐在这儿品茗赏景，我们都急死了。”大伙不无埋怨地说道。

“急什么？来，来！坐下喝杯茶再说。”曹福招呼大家坐下，眼睛却始终不离河面。

大伙儿被他搞得莫名其妙，说道：“河里有什么看头，除了船还是船。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正在这时候，河对岸有一艘大船开走了，原来被它遮住的一艘中等船呈现出来。这艘船上晒着一床绸被。曹福注视了一会儿，立刻把桌子一拍：“凶犯就在那艘船上面！”

大伙儿来不及细问，都一齐向河边奔去，借了艘小船，很快地划到对岸，连船带人扣了下来，送往衙门。

经过审讯，船主终于招供：一个行商的人坐他的船时，他发现这人带了很多银子，于是起了歹心，夜间乘商人熟睡时把他杀了。然后将尸体抬到岸上，扔在田沟旁。

一桩杀人凶案就这样给破了。事后，大伙儿特地将曹福邀到那座茶馆，请他谈谈怎么就能一眼识别真凶。

曹福呷了一口茶，笑了笑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一是要累积经验，二是要善于观察。你们当时大概没有看到，那艘船船尾晒着一床新洗的绸被，上面苍蝇群集，这就有问题。大凡人的血沾上衣被等物后，血迹虽然能够洗去，但血腥味却很难一下子除净，所以招来苍蝇。那床绸被上有苍蝇，证明上面一定有血腥味，苍蝇又聚集了那么多，说明血腥味很浓，肯定沾了很多人血。如果不杀人，哪来这么多的人血？这是其一。其二，只要在船上待过，都应知道船家根本不用或极少使用绸被面的。况且，船家再富有，洗被子时也绝不会将绸面拆去而与被里子一同洗晒，而这个船主就将整床绸被子一起洗晒的，这不是盗来的又是什么？就凭这两点，我断定船主就是凶手。”

听到这里，大伙个个点头称是，无不佩服曹福的智慧和经验。

曹福就是是凭着自己经验和智慧，静静的观察，以静制动，但同时又从别人的“动”中发现问题所在，抓住凶手。

对手有难时不妨拉他一把

当你的对手有难的时候，不要急于落井下石，要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也许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们是属于一条线的蚂蚱。你拆了他的台，可能你自己的台也不稳了。

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清末的重臣，有人说张之洞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无学有术”。意思是张之洞有学问没有权术，袁世凯虽然胸无点墨，却狡诈百端，权术很多。两人都是实权派人物，一南一北，力撑清朝危局。

但是由于张之洞性格沉着冷静，袁世凯则性格急躁冲动，性格上的差异，使得时间长了以后，两人慢慢有了矛盾。

有一次，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回天津，专程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他的目的本是为了与张之洞拉好关系。当时张之洞很高兴，设宴给袁世凯接风，宴后，又屏退左右，两人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当袁世凯正谈得起劲时，却突然发现张之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倚着椅子的扶手低着头睡着了。因为张之洞习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这时候支撑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袁世凯只得悄悄告退，并嘱咐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按照当时清朝的制度，袁世凯当时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凡总督出入辕门均须鸣炮致礼，炮声一响，张之洞惊醒了，自知失礼，急忙追至下关，向袁世凯表示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第二年，张之洞从武昌北上人京觐见时，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和属官设盛宴款待张之洞，把他奉为上宾，当袁世凯亲自率将领属官举杯为张之洞祝酒时，张之洞又一次伏案垂首，呼呼大睡，这次使袁世凯大为难堪。因为有众多的手下在场，所以袁世凯以为张之洞是存心傲慢，是故意想让自己在属下面前失去尊严的，从此他对张之洞耿耿于怀。

袁世凯对张之洞，表面上很尊敬，背地里则心怀嫉恨，而张之洞虽然越来越觉得袁世凯奸诈阴险，揽权无忌，但张之洞从大局出发，在一些小事上并不与他计较。比如张之洞刚来北京时，居所不定。袁世凯告诉张之洞说他还有一处院落在锡拉胡同，可以借给张之洞居住，于是张之洞就搬到锡拉胡同去住了。可是袁世凯却暗中吩咐看门的让他每天都要把来见张之洞的宾客姓名一一报告给自己。张之洞知道这件事后，仍泰然处之，并没太放在心上。

尽管张之洞和袁世凯之间嫌隙渐生，但张之洞在关键时刻还是救了袁世凯一命。

张之洞和袁世凯虽然在朝中地位相当，但由于张之洞城府很深，所以没有明显的政敌，处境比较平稳，而袁世凯则因曾出卖过光绪帝，被皇帝系统的贵胄深恶痛绝。据说，光绪帝临死前留下遗诏：对袁世凯“时机一至，立予处斩”。光绪帝之弟载沣任摄政王后，声言为兄报仇，必诛袁世凯而后快；更重要的是，作为汉官的袁世凯占据军政外交要津，“权重震主”，为“亲贵集团”所不容。这样，光绪帝、慈禧死后，袁世凯立刻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了。

张之洞非常明白唇亡齿寒、相辅相成的意义。他虽对袁世凯炙手可热的骄横颇觉不快，但他意识到，亲贵们“除袁”的真实内蕴是排斥汉宫，所以就对袁世凯有同病相怜之慨。

有一次，隆裕太后召见诸位大臣，载沣在侧，太后宣布了袁世凯的罪状，说当初帝后不和，国政失调，都是袁世凯一人从中挑拨离间所致，所以应该对袁世凯处以极刑，以谢天下。当时诸王大臣都默不敢言，只有张之洞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袁世凯辩护，他说袁世凯没有能力离间帝后，而且袁世凯身负带兵重任，许多军事重地，也都是他的势力所在地，处置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张之洞还说，当前皇帝年幼，而时局又很危急，这种情况下不能急着诛杀大臣，否则就会动摇国家的根基。只要罢了他的官，把他赶出北京就行了。听了张之洞的话，载沣没有说话，于是朝廷马上命令袁世凯开缺回籍“疗养”。这种比较缓和的处置，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势力的火并。

张之洞举荐袁世凯，为袁世凯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次救了袁世凯，却为清朝覆亡种下了祸根。张之洞用心良苦，但此时此刻，清朝矛盾日趋尖锐，已非张之洞心力所及。

可以说，在阻止载沣杀袁世凯这件事上，张之洞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之洞谏阻杀袁世凯，是从维护清朝政局，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汉满矛盾考虑，他事后曾对人说：“如果杀了袁世凯，那么朝廷就等于是给杀官罢吏开了头，此头一开，就可能带来不小的祸患。我不是为袁世凯着想，而是替朝廷打算。”

看问题要从全局考虑，不能被自己的个人恩怨所左右。当你的对手有难的时候，不要急于落井下石，要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也许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们是属于一条线的蚂蚱。你拆了他的台，可能你自己的台也不稳了。

借助敌方资源改变实力对比

敌人的技术、人员、物资、设备等都可为我所用，成为我方提升竞争力的要素。

成吉思汗最擅长“以敌制敌”，这是他征服世界的一个大战略。

几乎在每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中，成吉思汗都处于劣势，为什么大多数又是以他胜利结束呢？一位成吉思汗研究专家分析说：以敌制敌的策略，是他为了改变敌优我劣形势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利用敌人的力量打败敌人，是成吉思汗的成功秘诀。

首先，成吉思汗善于借用敌人内部矛盾制敌。

一个重要前提是看到敌人之间的矛盾，比如他利用札木合、王罕与蔑儿乞人之间的缩怨，利用塔塔儿人与王罕的旧仇，利用札本合与王罕之间的新隙等等。这是从全局出发，把一切有可能防碍他统一草原的力量都算在“敌人”之内说的。对每一个敌人，他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如利用札木合与他一些下属的矛盾，利用王罕父子的矛盾。在扩张过程中，他利用金夏之间的矛盾，攻下西夏，从根本上清除了两国联合御敌的可能。攻打曲出律时，他又利用西辽的阶级矛盾与宗教矛盾，分化瓦解了曲出律的势力，使强大的西辽变得不堪一击。这一招哲别、速不台也用过，他们利用成吉思汗的借用谋略成功地分化了阿兰人与钦察人，然后各个击破，最后征服了整个东欧草原。

其次，是借用敌人的人力。

蒙古军队征服史中最受非议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对被征服民族的态度。所到之处，被征服者要么被杀，要么被掳为奴，这与中原王朝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而其破坏性更是无以复加。但蒙古人靠的就是这种做法。到了元朝时期蒙古人也不过百万，用这么一点儿人去征服世界，不是做梦是什么？但成吉思汗的军队不少反多，原因就在于他的武装力量是个大磁石，越滚越多。征服了一个地区，把能杀的杀了，妇女掳为己有，儿童抚养长大就成了蒙古的新生力量，不杀的男丁、士兵则编入军队，充当“伪军”去进攻敌人。攻打金国时，西夏出了几万人，攻打西辽时却不出一兵一卒，把成吉思汗气得够呛，必须灭之而后快。西征时，畏兀儿人等先附部族都要随军出征。

成吉思汗还有更阴毒的一招，那就是用俘虏去攻打敌人。攻下一个地方后，把俘虏的百姓放在军队前面，让这些百姓充当拦箭牌，一般守城守寨的人见了自己同胞都会手软，不忍下杀手，战斗力自然大减。罗马教皇派到蒙古的使节看了这一幕给惊呆了，因此预言：

就这样，蒙古人使用已被征服的居民去攻打别的国家。正如前述，他们把被征服的所有国家的人力集中起来进攻战争，因此，以我愚见，如果没有神的保信和帮助战斗，能够独自抵挡得了蒙古人的地区一个也没有了。

再次是借用敌人资源和技术。

蒙古军队的一个优势是它的灵活性与机动性，蒙古史学家贾敬颜曾撰文指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