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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章 处世要能够以最好的手段做最好的事情（第6页）

从这个故事看来，齐宣王是“耳根软”，没什么主见，而田婴则是害怕原有的大权，因为宣王被怂恿“用功”起来，无形中被稀释，同时，他也看准了齐宣王根本不是“那块料”，因此，决定要听，就让他听得彻底一点，看看宣王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

于是，田婴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同样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以退为进，来达到保障自己专权的目的。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为了要瓦解田婴的专权，却拐弯抹角找个最为忠心耿耿、名正言顺的理由，来让齐宣王无所推托，更让田婴找不到反对的借口。

很明显的，如果田婴立刻摆出横霸的嘴脸，加以阻挠，那自己狰狞的面目就愈加显露无疑，刚好是中了对手的圈套。但是，聪明狡诈的田婴很沉得住气，反而在别人的剧本中，把反派角色演成正派角色，化解了一次危机，可以说是相当高明。

做事看前顾后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在明建文帝的君臣中，他是重要的一位人物。自幼聪明过人，双目炯炯有神。长大后师从宋濂，文才出众，渐渐有了名气，每写一篇文章，海内争相传诵。但方孝孺自己却不以文章为重，而是时常“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朱元璋曾召见过他，当场就对太子说：“此方士，当老其才。”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便受到重用，历任翰林侍讲、侍讲学士和文学博士，主修《太祖实录》，朝廷诏书、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他还参与朝廷决策，建文帝削藩及后来与燕军作战，他在其中都提了不少建议。燕王朱棣举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曾对朱棣说：“南方有个方孝孺很有学问，城下之日，他必定不降，请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断绝了。”朱棣点头答应。足见方孝孺才华智谋之出众，备受重视。

根据方孝孺的论断分析，有这样一个故事很值得人们以为鉴诫。

很久以前，在山脚下的一隅，有一个独身男子住在一间自建的茅草房里。他靠着自己的双手耕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也算自给自足，悠闲自在。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地方鼠患严重，几代老鼠在他家“安营扎寨”。白天，老鼠成群结队地东跳西窜，扰得人不得安宁；夜间，老鼠又吵又叫还不停地咬吃他家的东西，糟蹋他辛苦耕种收获的粮食，使他整夜难以入睡。这些老鼠把他害得苦不堪言。这个男子也恨透了这些“不速之客”。

有一天，他心情苦闷去外面讨酒喝，当他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回到家中，准备倒头就睡。他刚一上床躺下，老鼠们又开始了每天例行的活动，吵闹开来。更有甚者，竟有一只胆大包天的老鼠跳上了他的床，还吱吱地叫个不停。他开始酒劲正酣没有理会，可老鼠得寸进尺竟咬起了他的脚丫。这下惹火了这个人，他火冒三丈，气得跳起来，嘴里大声吼道：“可恶的老鼠，我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不可。否则你们还不知道本大爷的厉害。”说时急，那时快，他一个箭步冲进了厨房，拿了个火把，把整个房子的四处都点燃了。顷刻间，熊熊大火迅速蔓延起来，伴随着辟里啪啦的火声，老鼠们被大火全都烧光了。可是，他的茅草房也被烧毁了，化为了一片灰烬。等他醒过酒来，一下子傻了眼。老鼠是没了，可他却变得无家可归了，愣愣地站在那，茫茫然不知所措。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肯定和否定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当否定的方面战胜肯定的方面并取得支配地位时，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转化。事物就是这样曲折地前进的。有利往往预兆着不利，成功背后往往隐藏着失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灭鼠毁庐”的故事对那些鼠目寸光、看前不顾后的人不是很有借鉴意义吗？

做事情深思熟虑，防备周密，仍不可避免地有疏忽的地方。倘若不仔细分析轻忽从事，问题就更大了。现实生活中，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的方法，因为有的矛盾解决了，在新的条件下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而解决新的矛盾需要新的措施和方法，这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才能提出。所以凡是想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必须谦慎从事，做事看前顾后，一点马虎不得。

刘大夏是明朝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品行高洁，吏治清明，就像一泓清澈的泉流，滋润和净化后人的心灵。同时，刘大夏为官伊始就因治水有功，而得升迁。刘大夏一直在外做官，官越做大，人品官品愈来愈醇。１４６３年，年仅２０岁的他就中了进士，以后，走遍大江南北，每走到一处，便在那里留下很好的口碑。他本人则聪明机智，学富五车，善于以静制动，制服敌人。

有一次，担任甘肃副将的庄浪地方部落首领鲁麟，自己以为对朝廷的功劳很大，觉得朝廷对自己的赏赐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因此，他就写奏章，向朝廷要求当大将军。但是，这种过分的要求没有被朝廷批准。他一气之下，依仗自己部落强大，向朝廷施加压力。他刚好有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便趁机以孩子幼小需要照顾为理由，没有奏请朝廷，便擅离职守，自行回到了庄浪部落，以此要挟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朝中的大臣们各自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大臣主张，既然他要求当将军，就封他为大将军，以保持国家的稳定；有的主张把他召到京城里来，给他封地。惟有尚书刘大夏坚决反对对鲁麟妥协，说道：“鲁麟为人暴虐，且不善于管理部众，不会受到部众的尊敬和爱戴的。即使他真的有什么不轨的举动，部众也不会支持他的，因此，我认为，他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但是，难办的是他又没有犯什么罪，制裁他也没有合理的借口。现在如果授他大将军印，不合朝廷的法规；召他到京城，他如果不来，则有损于朝廷的威严。此时的上策是暂时搁置这件事，不去理他，听任他在家赋闲。而另外表彰他先世对朝廷的忠贞。表彰鲁麟先辈的功绩，使他内心愧惭，而怨恨朝廷不封他大将军的事又不能说出来。这样事情的趋势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听完了他的这一番话，大臣们都觉得很有道理，纷纷交口称赞，于是皇帝就接受了刘大夏的建议。

当朝廷对鲁麟的先辈们的表彰传达给鲁麟之后，这大大出乎了鲁麟的意料之外。按照他原来的想法，朝廷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一种情况是，朝廷震怒，然后发兵来征讨他，他已经为此做好准备；再就是，朝廷满足了他的要求，封他为大将军，这是最符合他的心意的结果。朝廷这样一来，大大地挫伤了鲁麟的锐气。鲁麟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智谋的人，而且脾气暴躁，标准的吃软不吃硬，鲁麟自己感觉没有什么趣味，加上朝廷表彰他的先辈，使他感到十分的羞愧，只好长叹一声，说道：“罢罢，我也不当什么将军了。”但是，不久之后他还是因为心情抑郁，很快就死了。

在紧急时刻，应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风动旗动心不动，以高度的镇定，冷静地分析形势，那才是明智之举。对这中间的分寸、尺度的把握，就是人生处世的最高境界。

学会运用胡萝卜与大棒

朱元璋史称“雄猜之主”，既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心地险恶。他当上皇帝后，打天下时那种虚心纳贤、任人唯贤的作风全抛在脑后，朝思暮想的是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家天下。为此，他以各种卑劣手段，排除异己，残杀功臣。

李善长在随朱元璋征战中，以多谋善断著称。开国初，组织制定法规制度、宗庙礼仪，与朱元璋关系如鱼水一般，朱元璋将李比之为汉初萧何，称他为“功臣之首”，命他为开国后的首任丞相。朱元璋一旦功成名就，贵为天子后，便对李的态度大变。李善长过去被朱称赞为“处事果断”，现在则说他“独断专行”。过去朱特许李对疑难大事先处理后奏，称赞他为“为朕分忧”，现在则说他“目无皇上”。朱元璋对李善长功高权大，产生了疑忌之心。但考虑到李善长功高望重，轻举妄动恐生不测之变，就采用又打又拉、伺机清除的伎俩。

一打。深知朱元璋为人的李善长察觉到皇上对他的猜忌，一连几天，李善长因患病没有上朝，于是就借机给朱元璋上了个奏章，一来对不能上朝议政表歉意，二来提出致仕（退休），察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按惯例朱元璋应下旨慰问、挽留，但是，他却来个顺水推舟，随即批准了李善长退休，毫不费力地把李善长赶出了相位。

二拉。削夺了李善长的相权，免除了对他的威胁。但不少人心中暗骂朱元璋寡情毒辣。为了笼络人心，安抚李善长，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本棋为妻，朱李两家又成了国戚。

清朝乾隆皇帝对知识分子使用的“棒子和胡萝卜”堪称空前绝后。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七十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了，只搞得文人仕士人人自危，几篇游戏之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棒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并没忘了“送胡萝卜”的重要，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土，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位大学土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罗致文人仕士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推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这种活动搞了三次，录用２４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也感激皇恩浩**；落榜的百余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备至，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司业之职；到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美；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越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

人是社会中的人，如何与别人共事，尤其是和下属共事，并能够使下属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尽力，实在是一个不小的事情。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处世的艺术。“棒子”和“胡萝卜”原理便是恩威并重，又打又拉。这一招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也仍然有其广阔的应用空间。

将自己的利益藏起来

元末农民起义中，群雄割据，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较为强大。他们都想吃掉对方，称王称霸，因而互相攻打。１３６６年５月，朱元璋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联合一起对应天的两面夹攻。在双方正进行一场血战的险恶形势下，江北形势骤变。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派出的三支北伐军，遭到元军反击而惨败。小明王退兵安丰后，张士诚却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情况十分危急。小明王多次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这天，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派兵解困问题，会上议论纷纷，众将都反对派兵，连军师刘基也坚决不同意。朱元璋这次力排众议，对大家说：“我自有安排！”他毅然派兵去安丰救小明王。

朱元璋为什么愿冒此风险？朱元璋自有他的鬼算盘。他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安丰失守，自己的应天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下，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至于小明王，他在红巾军和劳苦群众中影响最大，有号召力，是一面旗帜。他朱元璋尊小明王为主，打他的龙凤旗号，一来是利用小明王影响，争取人心，二来，敌方打击的矛头首先冲着小明王，是为了实现他今后的更大图谋。于是，他亲自率军北上，杀退吕珍，保住了安丰。小明王对此感激涕零。朱元璋乘胜回师，和陈友谅在邵阳湖经过一场激战，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获得大胜后，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又被封为吴国公。

此后，朱元璋决心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把小明王迎到滁州，在滁州给小明王建造了巍峨的宫殿，安排了威武的銮驾仪仗、丰厚的食物和华丽的服饰，背地迅速安排亲信，对小明王实行封锁、隔离，甚至把侍奉小明王的宫中人员全部换上自己的部下。从此，小明王的一切统统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小明王临死时，还念念不忘朱元璋的大恩大德。朱元璋靠自己的心计和处世本领，既得了江山又得人心。

晚清时期，湖南有个道台单舟泉。这人善于观察，办起事来面面俱到。所以大小官员都很佩服他。

有一年，一个游历的外国人上街买东西，有些小孩因没看见过洋人，便追随着他。洋人很恼火，手拿棍子打那些孩子。有一孩子躲闪不及，被打中太阳穴，没多久就死了。小孩的父母当然不肯干休，一齐上来，要扭住那外国人。外国人则举起棍子乱打，连旁边看的人都被打伤几个。这样，激起公愤，大家一齐上前，捉住那外国人，拿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送到衙门。因为是人命关天，而且又是外国人，很自然此事便落到单道台手里。他不愧是官场老手，又有丰富的办案经验，马上就将卖乖绝招运用自如。一方面他认为湖南阔人很多，而且民风开放，如果办得不好，他们会起来说话，或者聚众为难外国人，到那时，想处治外国人做不到，而不处治又办不到。不如先把官场上为难的情形告诉他们，请他们出来帮忙。只要绅士、百姓出面同外国领事硬争，形成僵持局面，外国领事看见老百姓行动起来，就会害怕，因为洋人怕百姓。到这时，再由官府出面，去压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闹。因为百姓怕官，所以他们也会听话。而外国领事见他压服了老百姓，也会感谢官府。

主意想好，他马上去拜会几个有权势的乡绅，要他们大家齐心合力与领事争辩。倘若争赢了，不但百姓伸冤，而且为国家争了面子。此话传出去，大家都说单道台是一个好官，能维护百姓利益。他又来到领事处，告诉领事，如果案子判轻了，恐怕百姓不服。外国领事听他这么说，又看着外面聚集的人群，果真感到害怕。单道台又说：“请领事也不必太害怕，只要判决适当，我尽力去做百姓的工作。不会让他们胡闹。”

案子判了下来，自然也是虎头蛇尾。但单道台却两面得到好处：抚台夸他处理得好，会办事；领事心里感激他弹压百姓，没有闹出事来，于是替他讲好话；而绅士们，也一直认为他是维护百姓的。

把他人利益放在明处，将自己的实惠落在暗处，不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可以获得对方的人情。卖乖的确是最为精明的操纵之术。卖乖的至上功夫莫过于此：明明是在保全自己、占便宜，而给人的感觉却是他们在给人施恩。他不让自己的利益明示于人，而是将其掩饰成其他人的利益，看起来好像在帮别人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