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这位董事长并非无的放矢。
事前,他总是想方设法将电器公司内各员工的学历、人际关系、工作能力和业绩,做一次全面地调查和了解,认为某个人大有可为,以后会成为该公司的要员时,不管他有多年轻,都尽心款待。这位董事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日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做准备。
这位董事长明白,十个欠他人情债的人当中有九个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他现在做的“亏本”生意,日后会利滚利地收回。
所以,当自己所看中的某位年轻职员晋升为科长时,他会立即跑去庆祝,赠送礼物。同时还邀请他到高级餐馆用餐。年轻的科长很少去过这类场所,因此,对他的这种盛情款待自然备加感动,心想:“我从前从未给过这位董事长任何好处,并且现在也没有掌握重大交易决策权,这位董事长真是位大好人!”无形之中,这位年轻科长自然产生了感恩图报的意识。
正在受宠若惊之际,这董事长却说:“我们企业有今日,完全是靠贵公司的抬举,因此,我向你这位优秀的职员表示谢意,也是应该的。”这样说的用意,是不想让这位职员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这样,当有朝一日这些职员晋升至处长、经理等要职时,还记着这位董事长的恩惠。因此在生意竞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许多承包商倒闭的倒闭了,破产的破产了,而这位董事长的企业却仍旧生意兴隆,其原因是他平常关系投资多的缘故。
纵观这位董事长的“放长线”手腕,确有他“老姜”的“辣味”,也揭示了运用人情效应的魔力。这也揭示求人交友要有长远眼光,尽量少做临时抱佛脚的买卖,要注意有目标的长期感情投资。同时,运用人情效应,还必须慧眼识英雄,才不至于将心血冤枉地花在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庸才身上,以免将来求他办事时,收不回老本。
用礼物来表达真情
擅于送礼的高手,所挑选的礼物,总是经过细心地选择,同时把真情包装在礼物之中,因其独特的风格和浓浓的情义,使人觉得于情于理,实在无法拒绝。
中国人送礼,最讲究面子,似乎只有礼物值钱,才能体现主人情意重。奇怪的是最讲究传统的中国人,似乎忘了“礼轻情意重”的传统教诲。
西欧人送礼,往往是一束野花、一本书、一小篓水果。礼物虽小,却均成敬意。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外国人。
送礼,本身是一种礼貌、尊重、感谢的表示,它本来要求是“礼轻情意重”。礼物应是小巧玲珑,不必价值过分,又不是给对方的物质援助或经济补贴。
我们通常出于面子的需要,觉得一件小东西拿不出手,要送,就得送货真价实的大礼。要送水果就称它10斤,要送香烟就送上两条进口的(更有甚者,黄金首饰、家用电器都敢送),钱虽然花了不少,但效果却未必好。特别是第一次见面,你一下提了那么多礼物,人家还可能认为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谁还敢收!如果主人不肯收,你的处境就尴尬了,提走不是,不提走也不是。于是你推我让,最后,难下台的还是你。
如果取消“经济价值”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送礼标准呢?当然应是令对方高兴的,而价钱高低不应作为衡量的标准。
前些年一些农村朋友,到城里串门总是带些自家产的西红柿、黄瓜、小米、绿豆等,因为城里缺,或者说不如他送的新鲜,因此主人总是很高兴地收下这些礼物。
你愿做个聪明人吗?那么当你送礼时就不要只考虑面子,仅斟酌掏多少票子出来,还是要记住“礼轻情意重”这句古训,能使对方高兴足矣。
有一年,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医生到台湾南部极偏远的小城去行医,他医好了一个穷苦的山里人,没有向他收一文钱。
那山里人回家,砍了一捆柴,走了三天的路,回到城里,把那一捆柴放在医生脚下,可笑他不知道现代的生活里,几乎已经没有“烧柴”这个项目了,他的礼物和他的辛苦成了白费。
但事实却不然,在爱里没有什么是徒劳的。那位医生后来向人复述这故事时总是说:
“在我的行医生涯中,从来没有收过这样贵重的礼物。”
一捆柴,只是一捆荒山中枯去的老枝,但由于感情的至诚,使它成为记忆中不朽的财富。这是送礼的真正艺术。
学会做一点感情投资
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必能获得下属的衷心拥戴。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掌权者对部下的一切感情投资,都应作如是观。
的确,虽然利益可以打动人,但是感情和道义更可以打动人。
李绩于公元625年(武德八年)、公元629年(贞观二年)曾经两次出击突厥,为唐朝的边防巩固立下大功。当时,太宗任命李绩为光禄大夫,并同时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绩在并州前后共十六年,令行禁止,治理有方,颇有政绩。太宗对他的评价甚高,曾对近臣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守卫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的侵扰,真是头脑昏惑!我现在委任李绩镇守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突厥畏惧他的威势,远远逃遁,边境得保安宁,这岂不远胜修筑长城吗?李绩就是我的长城啊!”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太宗征召李绩回朝,拜为兵部尚书。李绩尚未来得及到京城,大度设率骑兵八万人南侵李思摩部落。太宗遂派李绩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干追击薛延施,直到青山),大破敌人,俘获其首领,并俘虏五万余人。当时,李绩突然生病,医生在处方中说,要用胡须烧成灰作药引配药方可治疗李绩的病,太宗听说后,就把自己的胡须全都剪下来,为李绩配药;李绩知道以后,深受感动,叩头流血,哭着对太宗恳切地表示谢意。太宗说:“你也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我应该感谢你,不必烦劳你深表谢意,”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高宗被立为皇太子,太宗征调李绩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门下三品。这实际上是对李绩的极大的信任,为李绩的政治前途做好铺垫。太宗对李绩说:“我儿新登储君之位,你原是他部下的长史,现在把太子宫的事委托给您,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虽然委屈了您的官阶、资历,但责任重大,请你不要见怪。”李绩当时感激涕零。太宗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李绩说:“我将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觉得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过去跟从李密时,不肯辜负李密的托付,现在岂能辜负我的重托啊!”李绩泣不成声,咬破手指发誓,要竭忠尽智,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绩因喝醉而睡着了,太宗就脱下自己的御衣,给李绩盖在身上。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卧病,对高宗说:“你对李绩没有恩惠,他就是想报答你也没有理由。现在,我要责罚他,让他离开京城。我死后,你要将他调回京城,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使他为你尽忠竭力。”于是太宗真的找了个借口将李绩责出京城,任垒州都督。高宗即位后,当月即召李绩拜洛州刺史,不久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预掌管国家的机密大事。当年又拜李绩为尚书左仆射。完全如太宗临终安排的一样。
李绩仍如太宗在世时一样,兢兢业业,为国家屡建奇勋。后来,李绩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征伐高丽,渡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平壤,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将高藏献于昭陵,洗雪了太宗征高丽失利的耻辱。
李世民对待人才有他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既不是像曹操那样用“术”,也不完全像刘备那样用“宽”、“仁”,而是用信任与真情。看看那些心甘情愿地为李世民效劳的人,大多是对李世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大概,这些人正是从这种感情中找到了价值感,而价值感是给人提供精神动力的源泉。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一次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召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象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孙权对吕蒙的身后的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在儒家谋略中,慈忍之道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的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疏离,它会自然地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你。儒家谋略的成功,是一种内在的成功,长远的成功。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在担任魏军统帅时,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下层土兵的拥戴。当然,吴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士兵在战场上为他卖命,多打胜仗。他的战功大了,爵禄自然也就高了。“一将成名万骨枯”嘛!
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一军统帅的吴起,竟然亲自用嘴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感动,而这个士兵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时却哭了。
有人奇怪地问道:“你的儿子不过是小小的兵卒,将军亲自为他吸脓疮,你为什么倒哭呢?你儿子能得到将军的厚爱,这是你家的福分哪!”这位母亲哭诉道:“这哪里是爱我的儿子呀,分明是让我儿子为他卖命。想当初吴将军也曾为孩子的父亲吸脓血,结果打仗时,他父亲格外卖力,冲锋在前,终于战死沙场。现在他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看来这孩子也活不长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了这样“爱兵如子”的统帅,部下能不尽心竭力,效命疆场吗?
吴起决不是一个通人情、重感情的人,他为了谋取功名,背井离乡,母亲死了,他也不还乡安葬。他本来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为了能当上鲁国统帅,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以消除鲁国国君的怀疑。所以史书说他是个残忍之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士兵却关怀备至,像吸脓吮血的事,父子之间都很难做到,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干,难道他真的是独独钟情于士兵,视兵如子吗?自然不是,他这么做的惟一目的是要让士兵在战场上为他卖命。这倒真应了那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作为上级,只有和下级搞好关系,赢得下级的拥戴,才能调动起下级的积极性,从而促使他们尽心尽力地工作。俗话说“将心比心”,你想要别人怎样对待自己,那么自己就要先那样对待别人,只有先付出爱和真情,才能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