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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繁荣经济(第1页)

鼓励繁荣经济

清初的连连战争,使得社会凋敝,百姓困苦。有一次,康熙出征路过长城脚下。当圣驾来到珐达兰墨苏地方时,看到一农夫奄奄一息地躺在路边。派吏前去打听原因,发现是因为饥饿才导致这样的。康熙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决心大力发展农业。他经常派农官去各地督耕,并亲自向农官布置具体任务。康熙二十五年,他命副都马喇赴黑龙江督理农务。康熙三十一年,又命令都统瓦代待等往达尔鄂莫等地耕种。康熙三十年,归化城一带耕牛农具发生困难,他下令所有耕牛在御厂内取用,耕种用的等项铁器支用库银制造,由驿站运送。

康熙还竭力鼓励垦荒。康熙元年,下诏: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康熙帝还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规定垦荒三年起科。到了康熙十年,又规定四年起科,后又再改为六年。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年至五年不等。

对于垦荒所得土地的产权,康熙帝命令废藩田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农民自行开垦的耕地,水准为业。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这样一来,农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占有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垦荒的收效较大,据《清会典》记载的全国民田总数,顺治十八年,为五百四十九万顷,而到了康熙二十四年,则增至六百零八万余顷。康熙后期,全国田土总数实际上已达到甚至超过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

水利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康熙坚持以农民为本,所以其一生将兴修水利看作一件大事。

黄河水患是令历代帝王头痛的问题。清初由于忙于征战,河道失休,水患更是频繁。康熙初年,地方管理还没有秩序化,一些贪官污吏为了私利,竟然擅自决堤,水患更加严重。据统计,在康熙执政的最初十五年间,黄河决口达六十九次。因此康熙亲政之初即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两件大事,书于宫中石柱之上,并于1672年令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量治河事宜,后因“三藩之乱”而停止。

康熙十五年,黄、淮再次泛滥成灾,江南赋税重地被淹,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选中才能卓著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继任河道总督,靳辅在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后,提出了“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导方针。并写成《径理河工八疏》,上奏康熙。此奏深得康熙赞同,并拨给他钱粮二百五十余万两,限定三年完成。康熙二十二年,河工告竣,康熙异常高兴。但淮扬水灾未见根本好转,康熙决定亲自南巡,考察河工,并召见了靳辅,当即赋诗一首以彰靳辅之功,还嘱咐他将治河之事写成书,御赐书名《治河书》,传于后世。至康熙四十六年,皇帝一共六次亲自视察河工,指导治河工作,对治河起到了领导作用。康熙重用靳辅治河十一年,全面整治了黄、淮,解决困扰已久的水患问题,变水患为水利,还疏通了运河,便利了交通,其功不小。在其第五次南巡亲视河务后,曾赋诗一首抒发自己多年来殚精竭虑而取得成功的喜悦心情:“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庙堂时注淮黄事,今日安澜天下知。”

康熙勤政爱民,豁免钱粮是他爱民的重要表现之一。康熙帝一生豁免的次数之多,数量之巨,坚持时间之久,都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一旦遇到国家庆典、战争、水旱灾害,康熙都减免该地的赋税。康熙四十四年,据大学士统计,自康熙元年以来的四十四年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康熙四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一年三年间,共豁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余。

康熙一生始终将豁免看成“古今第一仁政”,几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收效明显。晚年,他又采取了一个为人称道的息民政策,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针对人口增加,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一些剩余劳动力受丁银束缚,很少自由,民间对征收丁银也表示强烈不满的局面。康熙命各省督抚将全国人口注册上报,并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册籍所载人丁数为定数征收丁银。而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银,这就是所谓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是雍正朝“摊丁入亩”政策的先导,也使许多农民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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