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网

第十一章 糊涂说话最逢源（第2页）

老于世故的人，对人总是唯唯诺诺，可以不开口，情愿学金人之三缄其口，实行其“庸言之谨”。比方你对他说话，他有隐私的事情唯恐人知，你偏在无意中说着他的隐私，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认为你是有意揭破他的伤疤，他便恨你入骨。这是说话的第一忌。

他做的事，别有用心，他极力掩蔽，不使人知。你对他的用心知之甚深，他虽不能断定你一定明白，终是对你十分猜疑。你便处于两难境地，既无法对他表明没有知道，也无法表明决不泄漏，那你将何以自处呢?你唯一的办法，只有假作痴聋，若无其事。这是说话的第二忌。

他有阴谋诡计，你却参与其事，代为决策，认为得当。从乐观方面说，你是他的心腹；从悲观方面说，你是他的心腹之患。你虽守秘密，从不提及此事，不料另有智者，看得一清二楚，说得明明白白，那么你就难逃走漏消息的嫌疑，无办法的办法，你只有多亲近他，表示绝无二心，同时设法侦知泄密的人。这是说话的第三忌。

他对你尚无深切的认识，没有十分信任，你偏力求讨好，对他说极深切的话，即使采用，但试行结果却不怎么美妙，他一定疑心你有意捉弄他，使他上当；即使试行结果很好，对你未必增加好感，以为你是偶然看到，实行又不是你的力量，怎好算你的功劳，所以你还是不说话的好。这是说话的第四忌。

他有罪过被你知道，你认为不对，不惜维护正义，直言劝谏，他本唯恐人知，你去揭破，他自十分惭愧，由惭愧而忿恨，由忿恨而与你发生冲突，你又凭空多了一个冤家，你还是不说的好，即使劝告，也以婉转为宜。这是说话的第五忌。

他的成功，计出于你，他是你的上司，深恐好名誉被你抢去，内心惴惴不自安，你知道了这种情形，应该到处宣扬，逢人便说，极力表示这是上司的善谋，这是上司的远见，一点不要透露你有什么贡献。这是说话的第六忌。

他不能做的事，你认为应该做，而强要他必须做到。对于某事，他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或业已骑上了马背，无法终止，你认为不应该做，而令他必须终止。但是事实如此，虽强之也不会有效。在你的道义上，当然不应该熟视无睹，不妨进言婉劝，使他自己觉悟，自己来发动，自己去终止，这是上策。万一他不愿接受你的劝告，也只好见机而行，适可而止。如果过于强求，只会徒伤情感。这是说话的第七忌。

除了以上七种语言禁忌外，低调的人在说话时还注意尽量不令人猜忌，消除他人的顾虑。说话真是不易，不该说却率性而言，有时反而引起对方的疑心。你同对方议论他手下的高级干部，你以为是一番好意，其实你已犯了“新问旧，下犯上”的毛病。话虽不错，他却以为你是有意离间，有意挑起争端，破坏他们的团结，从此对你发生极大的怀疑，心中不愉快，甚或格外与你疏远。这是第一种疑心。

你同对方议论他手下的普通人员，说某甲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某乙的行为如何，品性如何，能力如何?你的话也许说得不错，而他却以为你是有意刺探他的反应，获得一些表示，以此告知他们，使他们知道你与他可以无话不谈，因以提高你的身份，不然何必絮叨不休。这是第二种疑心。

你同对方议论他手下的亲信，当然你的说话是着重于他们的特点及长处，决不会攻其所短，论理正投他所好，一定乐于接受，谁知他的反应，大不其然。虽然你的话句句与他所知相合，他并不以为你真能认识他的所爱，以为你是借此为见知的引线，妄想加入他们的群体，彼此结成一体。这是第三种疑心。

你同对方议论他手下的憎厌分子，当然你的说话是一种持平之论，他们的所长所短，双方面都加以评价，意在减低他的憎厌心，使他知道憎厌的人也有长处可取。“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你的用心无可厚非，他却以为你是有意刺探他含怒的原因，以及含怒的深浅，完全是结党营私。这是第四种疑心。

你同对方议论某种问题，因为还未能明白他的见解与意向，于是笼而统之，述其大端，以观他的反应，在你不失为审慎办法，谁知他却以为你是词不达意，所见未真，所识未透，一得之论，无当于事，庸碌如此，浅陋如此，还须再读十年书，何必妄论天下事。这是第五种疑心。

如果你对于某种问题，自信确有心得，对他畅论一切，旁征博引，不厌其详，你以为可以表现你的学问，引起他的注意，谁知他却以为你是所得芜杂，并无独到之处，至多不过是卖弄学识，哗众取宠。这是第六种疑心。你同对方议论某种问题，为了各种顾忌，只谈原则，不论事实，略示诚意，你以为巧妙，他却以为你是畏首畏尾，不敢直说，顾忌太多，安能办事?这是第七种疑心。

如果你勇气十足，就事论事，痛陈利弊，极言得失，语气激昂，忠义之气溢于言表，你以为如此必能打动他，谁知他却以为你是性情粗野，缺少涵养功夫，阅历未深，人情未熟，未能顾虑周详。这是第八种疑心。

究其病根，实由于彼此间的认识没有清楚，你虽然认识他，他没有队识你，单方面的认识，还不是说话的时候。率然进言，总是引起他的疑心，你还是致力于使他彻底认识你的功夫，不要急于说话。

逢人只说三分话

东晋时代，清谈流行，贵族们尤其喜欢品评人物。

有人问大将军桓温：你觉得某某人怎样?

桓温刚要评论，又停下来看了看这个人，然后对他说：“你这个人喜欢传闲话，还是不告诉你为好。”

其实，桓大将军位高权重，并不怕这个人传闲话，他这样说或许还有告诫的意思，否则，连这句话都不必说，只回答“今天天气哈哈哈……”就够了。

俗语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还有七分话，不必对人说出。你也许以为大丈夫光明磊落，何必只说三分话呢?的确只说三分话，你一定认为他们是狡猾，是不诚实，其实不然。对方不是可以尽言的人，你说三分真话，已不为少。

孔子也说：“不得其人而言，谓之失言。”对方倘不是相知的人，你也畅所欲言以快一时，对方的反应是如何呢?你说的话，是属于你自己的事，对方愿意听你的吗?彼此关系浅薄，与你深谈，显出你的没有修养；你说的话，若是属于对方的，你不是他的挚友，不配与他深谈，忠言逆耳，显出你的冒昧。所以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是不可说，而是不必说，而是不该说!低调的人，是否事事可以对人言是另一问题，他的只说三分话，是不必说和不该说的关系，绝不是不诚实，绝不是狡猾。

说话本来有三种限制，一是人，二是时，三是地。非其人不必说，非其时，虽得其人，也不必说；得其人，得其时，而非其地，仍是不必说!非其人，你说三分真话，已是太多；得其人，而非其时，你说三分话，是给他一个暗示，看看他的反应；得其人，得其时，而非其地，你说三分话，正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如有必要，不妨择地作长谈，这叫做通达世故的人。

低调的人并非只是置身世外，抛却世事纷争，自得其乐，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样在人生的竞技场中奋力拼搏，只不过他们参透人性，为保全自己，言行收敛，谦逊礼让，故而能在复杂的社会中立足。

魏晋时期，有两位特立独行的高人：嵇康和阮籍，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大体相同，可是结果却大不一样。嵇康被司马昭以不守礼教的罪名所杀，阮籍却得以全生，为什么?就是因为前者口无遮拦，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一旦掌权，自然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阮籍懂得“口不彰否人物”，虽也放流不羁，却没有找他的麻烦。其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在暗地里算计你。

不轻易表达心迹

思想观念的迥异，或追求利益的不同，往往在社会上形成有一定势力的团体或派别。这些团体和派别之间不时发生摩擦或争戈，甚至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式中，要尽可能地避于其外，不能轻易地表露态度和心迹。否则，就很容易参与到其中，惹火烧身，自食后果。苏轼曲折的人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苏轼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在熙宁二年回到了开封，仍“人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得了王安石的信任。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却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排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服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宣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宣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宣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第二天早上，李定就把谢表交给了神宗，进行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