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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哲学教人变通（第4页）

“这次谈话你知我知。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把遇到的奸邪之事就记录下来。”

这以后，朱博撤销了尚方禁蒙羞的案底，并张贴告示“澄清”尚方禁的冤枉。且一天之内召见尚方禁三次，以表示亲近。

尚方禁早出晚归，四处奔走，风雨无阻，揭发了境内多数盗首及其亲信和其他犯法之人。

短短一年之内，由尚方禁提供重要线索而侦破的案卷达两尺厚。

朱博借此时机提拔尚方禁为遵县县令。

尚方禁感恩戴德的赴任去了。

从道理上来说，尚方禁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属个人小节，可用可不用。但朱博没有因为他的才能而直接任命他，而是给他一个展示才能、立功受奖的机会。结果，既得到了一个人才，又办好了事情，其他人也不得有服。可谓一举数得，处理得恰到好处。

该沉住气时别逞强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无论是来自自身的，还是来自外界的，都在所难免。能不能忍受一时的不顺利，这就要看你是否有雄心壮志。一个真正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志在高远，不以一时一事的顺利和阻碍为念，也不会为一时的成败所困扰。面对挫折，必然会忍辱负重，锐意进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成就功业，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话，是说天道运行强健不息，君子也应该积极奋发向上，永不停息才对。面对挫折、打击、磨难，忍辱负重，沉着应对，也是自强不息的一种方法。这是以痛苦换取医治创伤的时间，以屈辱换取反败为胜的机会。

西汉时期，北方匈奴冒顿单于刚执政时，国力衰弱。东胡国王想趁机灭掉匈奴，便故意找碴。他听说匈奴有一匹千里马，便派使者来索要。冒顿单于知道东胡国的阴谋，对手下那班愤愤不平的群臣币说:“东胡跟找国十分友好，所以才向我们索要宝马。我们怎么能因为一匹马而影响与邻国的关系呢？”于是，他将宝马拱手送给东胡。

东胡国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使者索要冒顿的妻子为妃。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就算一个普通男人，也不能将妻子拱手送人啊！匈奴的文臣武将愤怒了，表示要好好教训一下东胡。冒顿却十分冷静，对那些喊打喊杀的臣子们说：“天下女子多的是，东胡却只有一个。为了与东胡国睦邻友好，我愿意献出我的妻子。”

冒顿甘戴“绿帽”，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东胡国王得到宝马与美妻，要好好享受一下，暂时没再给冒顿找麻烦。趁此时机，冒顿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东胡国王顿感不安，又来挑衅，命使者向冒顿索要方圆一千里土地。这回冒顿就不客气了，他招集群臣，慷慨激昂地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岂能拱手相送给他人？东胡国王夺我王后，索我土地，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一定要灭掉东胡，以雪国耻！"

匈奴国群情激昂，誓死与东胡决战。冒顿亲亲自披袍出征，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举火掉了东胡。

冒顿前后的表现可谓判若两人。以前胆小怕事，屈辱求和，后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软一硬，都是从国家大计出发考虑问题。如果只争一时之气，不顾后果，使自己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那并不能算什么真正的英雄。由此可见，为了人生的辉煌，忍受暂时的屈辱，其实并不算什么懦弱见不得人的事。

人生在世，谁都会有不顺的时候，谁都会有身处逆境的时候，现在有一首流行的歌曲是这样写的：“有时失意，不要心伤，有时挫折，不要彷徨，只要认清方向，勇敢向前航，就会实现你的理想，人生路上，哪能事事都顺心，成功、失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有不顺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促使自己身心成熟、准备大展鸿图的好机会。当年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不也是忍受身心上的巨大折磨，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完成了旷世之作《史记》吗？正是这一极高的“忍”字功夫，使他们成就了一般人所不能成就的伟业。

在《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清躁急之念。”意思是说，长久潜伏在林中的鸟儿，一旦展翅高飞，必然一飞冲天；迫不及待绽开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谢。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凡事焦躁是无用的，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就是说，人在力量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这句话，可以说洞彻世事人情，非常有智慧。身处逆境之中，只要能储备精力，施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对于一个强者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名利之前适可而止

俗话说：“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人在社会上行走，所做之事必然与名利相关，这不仅是衡理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我们不得不追求名利。

俗话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争名逐利，使自己背上了一生的污点，有的甚至丢了性命。照说名利是为生命服务的，为了名利而丢掉生命，就太不值得了。所以，追求名利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让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

北宋包拯有一首诗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钢精不作钩。”意思是要以淡泊名利做人，以廉洁耿直立身。这首诗确实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

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以执法严明、刚正不阿著称于世。他为人严肃，性情刚直，与人相处从不随声附和，也不用虚伪的言辞取悦于人。

包拯的廉洁之道在于“不取”二字。他不仅廉洁自律自己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要求他的下属、他的儿孙也都作到清正廉洁。

包拯生活很简朴，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他身上穿的衣服、日常生活器用、平时饮食都和当地老百姓时一样。他也绝不给别人写信、批条子，让别人替他办事。

包拯早年曾在任知州。端州出产著名的端砚，端砚、湖笔、徽墨、宣纸被视为文房四宝中的极品。每年端州都要向朝廷贡奉一定数量的端砚。为了升官发财、办事行贿，历任端州知州都假借向朝廷上贡的名义。大肆向制砚者索要比贡数多几十倍的端砚，以巴结、贿赂朝中握有生杀大权的权贵。包拯任知州后，对这一恶习深恶痛绝，决心根除弊端。他下令，每年端砚的制造数量以朝廷所需数额为准，除此之外，制砚者多一方也不许造。到包拯任职期满，离开端州时，包拯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包拯不仅自己清正廉洁，而且严格约束属下，想方设法断绝他们的索贿之道。当时，按照旧的制度，凡是去官衙告状的人都不能直接来到公堂上诉，必须经过守门吏员的盘查和侮辱，所谓“有理没钱莫进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包拯升任开封尹后，下令大开公堂正门，让告状的人直接来到公堂上陈述是非曲直，吏员便没有机会也不敢欺诈侮辱那些来告状的人。由于包拯廉洁自律，要求属下严恪，所以当时那些行贿请托的人都不敢到开封府来。当时开封府百姓传诵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公清心淡泊，却官居上品，博得一世英名，真是不求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自来。可有些人，苦心求名而身败名裂，苦心求利而家破人亡，这都是追求名利不懂得适可而止的结果。为什么这些人为了名利甘冒此大险呢？他们心里往往抱着一个自以为“高尚”的目标：为后代子孙造福。他们却不知道，让无德无能的子孙得到过多的名利，就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得到珍宝，那也许会给他招灾惹祸呢！

真正要为后代子孙造福的话，应该像孙叔敖一样，懂得适可而止，给后人留下知足常乐的德行和和廉洁不争的智慧。

春秋时期，孙叔敖因才识卓越，受聘为楚国令尹。他虽然居高位，握重权，享厚禄，却不恃此而骄，常常把自己的家财拿出来救济穷人，所以做了很多年的令尹，一直深得民心。

楚庄王对孙叔敖更是倚重信赖，凡军国大计，无不向他请教。楚国也因为有这样一位贤能的令尹而日益富强。

后来，孙叔敖年高体衰，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叮咛告诫儿子孙安说：“楚王为嘉奖我多年的功劳，曾多次要我选一处地方作为封邑，我都坚决谢绝了。我死后，如果他封你官爵，你千万不能接受。我了解你，没有多大才能，难以担当治国安邦的大任。楚王若封给你一处好地做封邑，你要坚决推辞。如果推辞不掉，你就请求把‘寝丘’封给你。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不吉利，是不会有人来争夺的，可以长保子孙后代平安。”

孙叔敖死后，楚庄王亲临送葬，抚棺痛哭，从行者莫不垂泪。

葬礼安顿后，楚庄王立即要封孙安做大官。孙安遵父命，力辞不受，回到乡下种田为生，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时间一久，楚庄王把这件事给忘了。

有一天，宫中优伶作戏唱道：“廉吏高且洁，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生前私产无分毫，子孙丐食栖蓬蒿……”

楚庄王立即问：“孙安真的穷困到这种地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