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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选择之十八 智慧在循规蹈矩与机敏善变中做出抉择（第2页）

做人做事必须圆通，只有圆通才有方式方法可言。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分清是非，建立自身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这是“方”，“无方则不立”。但是，只有方，没有圆，为人处事只是死守着一些规矩和原则，毫无变通之处，过于直率，不讲情面，过于拘泥于礼仪法度，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把握，则会流于僵硬和刻板。比如，郑人买履的故事，他在去市场买鞋之前，先量好自己脚的大小尺寸，等到了市场才想起自己忘了拿尺码。卖鞋的告诉他为什么不用脚试一试呢？他回答说，宁可相信尺码，不信自己的脚。还有刻舟求剑的故事等，就是指这种做人拘泥于已有的条条框框，刻板，僵化，不知变通。做人，要学会圆通，但不能圆滑。

圆通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持经达权。它意味着一个人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社会有一定的适应能力，能处理得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复杂的局面能控制得住。

圆滑这两个字，人们一般是不太喜欢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圆滑呢？它是指一些人在做人做事方面的不诚实、不负责任，油滑、狡诈、滑头滑脑。圆滑的人外圆内也圆，为变通而变通，失去原则。有圆无方失之于圆滑。离经而叛道，表面上看是对人一团和气，实际上已丧失了原则立场。

圆滑是一种“泛性”。它可以表现在一个人如何做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之中：既可以表现在他的“政治行为”之中，也可以表现在人的“工作行为”之中，还可以表现在一个人待人接物的细小事务之中；有成熟意义上的圆滑，如“老奸巨猾”，也有一般意义上的圆滑，如为了沾小便宜之类的圆滑。

圆滑的人在回答问题时，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比如：“请问要喝咖啡，还是红茶？”圆滑的人不是明白爽快地回答“咖啡”或“红茶”，而是这样回答：“随便”或“哪样都可以”。林语堂先生把这种表现称之为“老猾俏皮”。他打了一个比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倒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少年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

在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看法上，圆滑的人常以“很难说”或“不一定”之类的话来搪塞。每一句话都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说了等于没说。在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或难办的事时，圆滑的人更是一般不会轻易表态。往往只在有了“定论”之后才发表他的“智者的高见”，事后诸葛亮的“妙语”比谁说得都好听。

圆滑的人一般都是“随风倒”的人。像墙头上的草，善辨风向，见风就转舵。这类人，没有是非标准，“风向”对他们来说是惟一判别的标准，谁上台了就说谁的好，谁下台了又开始说谁的不好。还是毛泽东形容得好，圆滑的人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苇草，头重脚轻根底浅。

圆滑的人，情感世界复杂多变。待人接物显得非常“热情”，充满了“溢美”之辞，然而只要你细细地观察，这类“热情”中不乏虚伪的成分。这类人，当面净说好话，可一转脸就变成骂娘的话了。这类人，怀揣一种肮脏的心理，设置一些圈套让一些不通世故的人往圈套里钻。甚至“坑”了人家还要让他人说一句感激的话。

满脑子“圆滑”的人，看什么事情都觉得相当圆滑，连带看什么人都觉得丑陋、卑鄙。圆滑者可鄙，提倡做一个圆通而不圆滑之人。

遵循规律，合乎自然

孔子多次感慨中庸之道不易施行，甚至认为与行中庸之道相比，把天下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反而是简单的。将天下国家治理得公平、公正，需要有大智慧；放弃诱人的官爵俸禄需要有大仁义；从雪白的刀刃上踩踏过去需要有大勇气。把大智慧、大仁义、大勇气发挥到极致已经很不容易了。有大智慧而平天下者，有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有大仁义而淡然名利者，有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少连，陶渊明等；有大勇气而为正义牺牲生命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胜枚举。

那么，为什么做到这些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之后，却不一定能遵行中庸之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倘若一个人拥有大智慧、大仁义和大勇气，就说明这个人的头脑中有智慧与愚笨、仁义与不义、勇气与怯弱的概念，也就有善恶、美丑、正邪、高低、贵贱等的判断。头脑中有了这些相对立的概念，就好像有了佛教中所说的“分别心”，故而思考问题和做事情时就难免被这些概念所左右，戴上“有色眼镜”，产生偏见，就不可能做到“执两用中”，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到永远正确。

其实，中庸之道已经超越了这些相对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那些行中庸之道的人来说没有本质差别，他们已经达到了如同道家所说的“返朴归真、自然无为”的境界，跳出了只关注事物表面的阶段，做事情只是依据事情的本质去做，只是按照“自然无为”的状态去做，这样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游刃有余的。有这样一则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只美丽的海鸟飞到鲁国京城的郊外，停在一棵树上。京城的人谁也没见过这种鸟，都以为是一种神鸟。鲁国国王看到了十分高兴，心想：“飞来了神鸟，这是个好预兆，看来要有大富大贵降到我的头上了。”于是，他命令手下把那只鸟逮住，供养在庙堂里。每天吹乐打鼓给它听，献出最好的荚酒让它喝；杀猪宰羊，把最肥最鲜的肉献给它吃。对鸟照顾得够好了，可是那只鸟却一点儿也不领鲁王的情，吓得惊慌失措，在庙堂的顶棚上，一会儿飞来飞去，一会儿又躲藏起来。一天，两天，海鸟不吃也不喝。到第三天，那只海鸟就死了。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外表再美丽的鸟，它的本质仍然是鸟，而中庸的境界如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一般，不会违背事物的本身的规律。有大智慧的人，在治理天下与国家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施与百姓仁爱，对百姓的行为加以干涉。这些手段都能够把天下国家治理得公正安定，做到这些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并不是难事。然而，如果要一个人对百姓既不强施仁爱，也不横加干涉，在珍惜百姓的同时，又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教导他们按照正确的规律和自身的意识去生活，那么他就不一定能做到。而恰恰这样做才符合中庸之道。

面对高爵厚禄，为了道义而毫不动心，不贪图利益，不出卖人格，这是有大仁义的人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要这个人在处于某个官位时做到“执两用中”，工作起来恰到好处，他就不一定能做到。就更不要提那些因为一时耍小聪明或一时激愤而遭到惩罚或是丢官弃爵的人了。而这同样也是中庸之道的要求。

同样的，为了达到目的而赴汤蹈火，置生死于度外，不贪生怕死，是有大勇气的人容易做到的。然而，要他做到顺其自然、适可而止，不恣意妄为或一意孤行，却可能是难上加难。而这恰恰又是中庸所提倡的。

总之，人是有欲望追求的，通过对人的观察孑L子总结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在具备了常人所不具备的大智慧、大仁义、大勇气的条件下，确实有可能成功，因此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来说，也就不是什么最难的事情了。然而，中庸之道所倡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却需要人们剔除本性中贪婪、自私的因素，时时注意修身养性，使自己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更要有永不放弃的勇气与毅力，才可能做得到。

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以“天性”，这些“天性”中既有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的共性，又有每个人特有的个性，比如脾气、爱好、特长等。当然，这种天性还包括人类拥有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并且能用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去思考和判断一些问题。既然“天性”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么就一定会有我们主宰不了的方面，这就是人类自身认识的片面性、局限性以及我们能力的有限性。所以人们常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我们做事又常常是“力有余而心不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遵从大白然的规律、定理做事情，—·切顺其自然』顷从了自然的本性，才会获得成功。

循序渐进，顺应潮流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事业做大做强，突破发展，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中，你必须跟上时代的“节拍”，应当学会随机应变，寻找出路，不然你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顺应时势，善于变通，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我们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这也正是“中庸”所要求的。在这里我们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并不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他的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者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虽然在他的一生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为人做事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因为这“三变”，才引发了后来人们对他的褒贬。不过无论如何，倘若曾国藩没有这适时的“三变”的话，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三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里说的是学问上的“三变”。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通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转为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又采用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又由于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他在理学素养上也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证纲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独到的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此外，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探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返回故里组建了一支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只有采取烈火般的手段才能处理好一切事情。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惜。他设立审案局，对抓捕到的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同时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在《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

局，10天之内已处斩了5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先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市井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的后期，恪守的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就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者没有几个能善始善终的，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出了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曾国藩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不朽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由此可见，我们为人处世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遵循其规律而动，“中庸”也就在这样的行为中不知不觉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