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网

第5章 跟阳明学官道（第3页）

重视宣传，美化风俗

阳明语录

教化兴行，风俗可美。后之守令，不知教化为先，徒恃刑驱势迫，由其无爱民之实心。若使果然视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诲劝勉，而辄加棰楚鞭挞？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于爱民者，其盍思之！《申行十家牌法》

今文翻译

教化工作开展起来后，可以使风俗和美。后来的太守、县令，不懂得以教为先，只知道依恃刑法驱使、强势逼迫，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爱民的真心。倘若真的视百姓如己子，哪忍心不先行教诲、劝勉，而总是加以棒打鞭笞的呢？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何况不是善政呢？有志于爱民的太守、县令们，好好想想吧！

儒家重教化，用现代话来说，重视宣传工作。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先进行教化就运用刑罚，谓之暴虐，那是有良心的官员不肯做的事。通过教化，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善当地的风气，该用刑法惩治的顽劣之徒自然就少了。因教化可以使很多人得到“挽救”而免于刑罚，不失为善政。

王阳明是儒士，熟悉儒家的教化之道，并且心首肯之。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为政不事威刑，推以开导人心为本”，都从教化开始。他任庐陵知县七个月，便发了十三道文告。当时没有报纸、电视，文告是对百姓的主要宣传工具。后来他官任巡抚，军务、政务繁忙，仍亲自写作文告，散发各地，广告周知。

王阳明写文告，从不写那些读之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其文风平实，明白易懂，不卖弄词藻，但功力深厚，读来朗朗上口，且时有真知灼见，而且他往往摆事实、讲道理，读来令人信服，况且内容确实跟民众切身相关，且对民众生活有益，自然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人们争相传抄，很快就能传遍境内。

例如，为了取消神会、禁止迷信，他发了一篇《告谕》：“告谕百姓，风俗不美，乱所由兴。今民穷苦已甚，而又竞为**侈，岂不重自困乏。夫民习染既久，亦难一旦尽变，吾姑就其易改者，渐次诲尔：

“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师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费无益……”

为了劝民众息讼止争，他写了《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循循劝道：“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怒，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老子弟曾见有温良逊让、卑己尊人而人不敬爱者乎？曾见有凶狠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嚣讼之人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

王阳明不仅教化民众，也教化官吏，经常官民同教。为了筹措军粮、军饷，他不得不下令加重对商人的征收，但同时下令主管官吏不得对商人横征暴敛、任意侵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商人的权益。他的《禁约榷商官吏》说：“照得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但因南赣军资无所措备，未免加赋于民，不得已而为此，本亦宽恤贫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桥子人等止许关口把守开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违者许赴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其客商人等亦要从实开报，不得听信哄诱，隐匿规避，因小失大，事发照例问罪，客货入官……”

王阳明的教化之方，不仅仅是发文告而已，他每到一地，往往推行以下三法：

一是颁布“乡约”，建立约长制度，指导和督促民众自治；

二是恢复社学（官督民办的义学），聘请名师，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三是推行“十家牌法”，这是他模仿古代的连坐法而创的一种新法，其要求是“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此法在今天来说不合理，但在当时来说，倒也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方子。不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王阳明并不喜欢用这种法子，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王阳明“恳切开谕”，施教化之功，不仅是他为政治民的方法，也是他“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他的成功，可以告诉人们一件事：加强道德修养、学问修养确实有用，还可以对那些“读书无用论”者掴上一记耳光！

诚于爱民，忠于谋国

阳明语录

诚于爱民者，不徒虚文之举；忠于谋国者，必有深长之思。《批吉安府救荒申》

今文翻译

真心爱民者，不会专办那不实在的事；忠心为国者，一定会有深远的考虑。

无论何朝何代，当官的人都会宣称自己爱国爱民。而且他们还真的会为国家、为百姓办一些“实事”，办得像模像样。但仔细一看，原来只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除了对他们的“乌纱帽”有好处，对国家、对人民谈不上好处，甚至有害。

怎样确定一个官员爱国爱民呢？当然不能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最后以结果来区分真金白银、黄铜白铁。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官员自查的标准：“诚于爱民者，不徒虚文之举；忠于谋国者，必有深长之思。”对人民是否真诚，对国家是否忠心，别人不一定清楚，自己心里有数。你若真心爱民，就会努力为民众办实事，不玩虚的搞“面子工程”；你若真心爱国，就会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追求“可持续发展”，而不会为了应付眼前的考核，搞“政绩工程”，更不会搞“豆腐渣工程”。

王阳明为官时，从“致良知”的理念出发，常以诚心爱民、忠心爱国作为对下属官员的要求。例如，他在《批右江道移置凤化县南丹卫事宜呈》中，从正反两方面谆谆告诫说：“各官视官事须如家事，刻刻尽心，仰称朝廷之官职，中副上司之委任；内以建自己之功劳，外以垂一方之事业；岂不事立身劳，功成名显，垂誉无穷者哉？若其因循玩惕，绩废事，非独自取败坏，抑且罪现难逃。仰该道备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务体勤勤嘱付之意，毋负毋负！”

他在《行浔州府抚恤新民牌》中说：“各官务要诚爱恻怛，视下民如己子，处民事如家事，使德泽垂于一方，名实施于四远，身荣功显，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虚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营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责，抑且物议不容。”

王阳明的爱国爱民，并不只是流于言表，他是一个真做实事的人，而且行事不仅着眼于目前，也着眼于长远，从远近两方面追求实效，选择最优方案。当他平定江西的农民起义后，深切感受到，江西百姓并不是“刁民”，也是有“良知”、有圣人潜质的人，他们的反叛，“或为官府所逼，或是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靠杀戮只能暂时平息民变，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只能从根本上着手，一面加强吏治、减轻压迫；一面赈济灾民、度过饥荒。因此，他要求属下各县，积极赈济贫民，并将赈济工作落到实处。在《批吉安府救荒申》中，他还向其他各县推广崇仁县知县祝鳌申提出的建议：平时预备仓谷，灾荒时将粮食“倍数”借给贫民，待收获季节“减半还官”。由于此法未经实践检验，他还理智、审慎地表示，“此议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议处施行”。他又明确规定，“凡积有稻谷者”，都要照上述办法遵照执行，并要求主管官员亲自发放赈灾粮食，“使贫民得实惠之沾，官府无虚出之弊”。

当两广和湖南的瑶族民众暴乱时，朝廷上下一片喊打声，因为王阳明比较能打，所以他被指定为“打手”，出任两广巡抚。但王阳明认为，瑶族的暴乱是民族歧视的结果，一味征剿不是善策，他不想要眼前这个立功机会，因为“良知”告诉他，“欲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因此向朝廷建议改剿为抚，他说：“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他还认为，“罢兵行抚则有十善”，“穷兵黩武则有十恶”。最后他的建议得到首肯。

此后，王阳明不断寻求跟暴动首领们和谈，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暴乱者终于决定走上王阳明给他们指出的“更生之路”，他们齐集南宁城下，向官军投降。王阳明发给他们“归顺牌”，一时间“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为了显示王法的威严，王阳明决定象征性地惩治暴动首领卢苏、王受——让他们穿着盔甲接受一百杀威棒。事前，他还不忘了做沟通工作，对卢、王二人说：你们扰害一方，牵动三省，若不惩罚，何以泄军民之愤？卢、王二人并无怨言，欣然接受了一百杀威棒。

于是，这场震动天下的民族纠纷，在“不折一矢，不戮一卒”的情况下，春风化雨般地解决了，“全活数万生灵”，取得了圆满结果。

王阳明以宽仁之策对待被迫揭竿而起的民众，但对怙恶不悛的惯匪却不姑息，实施毫不留情的打击。但在打击时，他并不一味求功，仍然一只眼睛看着国，一只眼睛看着民，考虑问题非常深远。例如，在清剿黔江、府江等八寨老匪时，依据惯例，应从外地调集“狼兵”会剿。但王阳明知道，明军纪律很坏，祸害有时重于土匪，因此民间有“土贼犹可，士兵杀我”的说法。因此，王阳明坚决不同意从外地调“狼兵”，他认为：调集远来的客兵，他们不肯为用，反倒百般求索，耗费地方资财，“欲借此以卫民，而反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贼，而反为我招一寇”。后来，他仅从地方调兵，并且组织民众自卫，实行村村联防，结果，未用大兵，只用当地力量就将八寨土匪剿平了，省时省力省钱粮，惟独王阳明自己不省心，真可谓呕心沥血，为国为民立远谋。

王阳明为官，无心于自己的功劳，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他办的事往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少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真的有资格说“诚于爱民者，不徒虚文之举；忠于谋国者，必有深长之思”，因为他能说到做到！

王阳明的用人之道

阳明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