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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跟阳明学真学问（第4页）

总而言之，简单胜于复杂，说话要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准确的意见，办事要用最简明的方法收获最大的成果，做人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开心。得一个“简”字，虽然不一定得道，已经接近得道了！

不爱虚名求实惠

阳明语录

为学大病在好名。《知行录》

今文翻译

做学问的最大毛病是喜好名声。

有一次，王阳明对学生薛侃说：“为学大病在好名。”

薛侃坦率地说：“我前年自称这个毛病已经减轻了，近来仔细检查，才知道全未消减。难道我喜欢表现，听见赞誉就高兴，听见批评就郁闷，就是由这个毛病而来？”

王阳明说：“对极了！名和实成反比关系，务实之心重一分，求名之便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求名之心；倘若务实之心如饥似渴，哪里还有工夫求名？”

但是，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称焉！”听这意思，好像是说：君子痛恨到死都不能出名。又好像是说：君子担心死后没有好名声为人称颂。不管怎样理解，都表明孔圣人比较“务名”。孔子还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意思好像是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出名，就没什么了不起了。言下之意，好像是说出名要趁早，不要混了大半辈子，从“后生可畏”混到“不足畏”的地步。王阳明提倡“学做圣贤”，既然孔圣人也“务名”，“务名”有什么不可以呢？

王阳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又对薛侃解释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称’字，应该读去声，也就是‘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意思。名实不相称，活着时还可以弥补，死了就来不及了。‘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而不是闻名于世。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怎么会用出名要求别人呢？”

应该说，王阳明解释得真好！真漂亮！不愧是一个悟了道的人，一下子就将孔子至高境界的学问贯通起来了，达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高度。但客观地说，此一解释非常勉强，就“疾没世而名不称”来说，据《史记》介绍，孔子在生时，只能算小有名气，他倡导的儒学也不被天下诸侯看好，所以到处找不到工作，后来是他的弟子子贡利用自己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为他“打广告”，他死后才名声大振，儒学也渐成显学。所以，孔子当时最需要担心的是出不了名，而不是名不符实。就“四十、五十而无闻”来说，当时的平均寿命较短，四五十岁就可以称“老”，已经日薄西山了，如果还默默无闻，确实很难再有大的作为。而“闻道”不分早晚，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焉！”四五十岁还来得及，即使到咽气时大彻大悟，也可无憾而终。

王阳明的解释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是：孔圣人不会用出名要求别人，也不会用出名要求自己。不对的地方是：孔子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圣人，他的悟境也要逐步提高，“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平日的一些精彩言论，不一定全是悟道后说的话。况且年岁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个人的名声好比企业的品牌，相当重要，孔子青壮年时积极求官，为的是推销自己的“仁道”，不出名就很难如愿以偿，所以他对出名有一种紧迫感，也在情理之中。将近七十岁时，他打消了从政的念头，专心教学和编辑诗书，想法自然不一样了。

王阳明所说的“为学大病在好名”，并没有错；一个人最好名实相称，也没有错。出名没有什么不好，喜欢出名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为出名而出名，就是毛病了。比方说，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楼》，天下人争相传阅，他即使想不出名，有可能吗？但他写《红楼楼》时，根本不需要考虑出不出名的问题，更不用浮想联翩，幻想凭此书轰动天下。他只须老老实实写《红楼梦》就行了，写好了自然轰动天下，写不好就是废纸一堆。正因为他像王阳明说的，“全无务名之心”，而“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生活穷困潦倒也不放在心上，呕心沥血十余年，才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写出了这部璜璜巨著。

反观有的文学青年，偶尔写出一部还算过得去的小说，便急急忙忙搞“炒作”，“务名”之心过甚，“务实”之心全无。可是工夫有限，又没有落到实处，光靠玩虚的能玩多久？很快便销声匿迹，再也听不到他（她）的名字了。

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本在哪里，抓住了根本，一切都顺理成章。想出名，一定要务实，这才抓住了根本。

此外，“好名”还有一层意思，即太意外界的评价。世上的“批评家”往往多于实干家，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总有人说好道歹，说三道四。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听到好话就沾沾自喜，听到坏话就心情不安，那么，你的心一定会被搅得不得安宁。一个聪明人，应该有自己之明，清楚自己的优点和弱点，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够，那么，你就可以当自己的“考评官”，无须冀待别人的评价。如果你专在实处下工夫，明了自己的目标和进益，就可以达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了！

记得不如晓得

阳明语录

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知行录》

只要晓得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记得？“要晓得”已经是第二义了，只须明了自己的良知本体。如果只是要记得，便不晓得；如果只是要晓得，便不能明了自己的良知本体。

有一次，一个朋友问王阳明：“读书不记得怎么办？”

王阳明认为，读书做学问的目标是“致良知”，将知识塞在脑袋里，跟将书摆在书架上一样，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他说“只要晓得”就行了，记不记得关系不大；但晓得还不够，要做到明了良知的份上，才算真正学问。

王阳明对当时的学场风气非常不以为然，认为“圣学”已经“不复可观”，现状令人失望，“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所谓训诂之学，主要是为古书作注；记诵之学，主要是旁征博引，为讲论之资；词章之学，主要是写作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门类，“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各门各派好像都有长技，见解又纷纷不同，无非是争夸雄长，并不是为了探求真知，弘扬正道。学者们“莫知所适”，不知听谁的好。

为学的风气不好，还不是最严重的，学者们的行为更是不堪入目，王阳明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丑态：“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王阳明之意，学者们就像马戏团的猴子一样，蹦蹦跳跳，争奇斗巧，为的是献媚求宠，获取私利，像疯子一样，早就将良知忘在九霄云外。

王阳明认为，淹没良知，一味逞其功利心，只顾“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这样的为学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为什么呢？他说：“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一个人“记诵之广”却没有消化，不知学问之妙，以为天下“才高一石”，有七八斗装在自己的小肚子里，自然会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傲气不知不觉地会溢于言表。例如三国时的弥衡，天底下被他瞧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孔融，有资格做他的“大儿”，一个是杨修，有资格做他的“二儿”，其余的人都不在话下。自古以来，像这种读了很多书而水消化、变成傲气喷出来的书呆子是很多的。

一个人“知识之多”，或“闻见之博”，或“辞章之富”，却没有爱心，心怀贪婪、恶念，那么，知识、见闻就会变成他危害他人的工具。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对这类“才子”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没有仁爱而有勇力才能，就像疯子拿着锐利的武器；没有智慧而口齿伶俐，就像瞎子骑着日行千里的好马。因为没有仁爱、智慧却有才能的人，会运用他的才能助长他邪僻不正的思想，帮助他邪恶乖僻的行为，正足以加大他的错误，加重他的罪恶。他的狡辩足以掩盖过失，他的口才足以欺诈别人，他的巧慧足以迷惑愚人，他的花言巧语足以遮蔽错误，他的顽固足以破坏法纪，他的固执足以拒绝劝谏，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才能，而是运用不当，走上了邪路。

焦芳与王阳明同时，河南泌阳人，因高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历来能入翰林院的人，都是公认的大才子，比今天成为“院士”还难。焦芳可不是一个谦谦君子，功利心极强，有一年，大学士彭华推荐晋升学士的人选，漏了焦芳。焦芳听说后，当即宣称：我要是当不上学士，就拿着刀，在长安道上候着，不捅死彭华不罢休。

彭华听说后，怕了这个“拼命三郎”，赶紧将他的名字加上去。

后来，焦芳投靠权奸刘瑾，助肘为虐，残害了许多清正官员。不过，随着刘瑾最终被铲除，焦芳也免不了跟着倒霉。

一个人读书读到焦芳这样，一味逞其私欲，不讲人情公理，真不如不学。

王阳明反对以学为非的负面学习，反对学而无用的无效学习，他提倡的学习方法只是“致良知”，即以爱为本，然后“知行合一”，将爱融入到自己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助益他人，感动他人，影响他人。一个人真能如此，何愁“治国平天下”？

不做“书呆子”

阳明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