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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解读菜根谭的为学智慧2（第3页）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一批知名作家都是经过长期的文学准备而后步入文坛的，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逐步打下深厚的文学基础。鲁迅、郭沫若是这样，茅盾也是这样。

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结合自己的读书经验，茅盾在《杂谈文学修养》中建议，读名著起码“读三遍”。第一遍是粗读，快读。“好像在飞机上鸟瞰桂林城的全景”，主要引起“情感上受感动”；第二遍是慢读，细细咀嚼，注意篇章结构；第三遍是精读，要一段一段地读，注意炼句炼字。后两遍要让理智活动起来，不仅要分析技巧，而且要“想到作者的思想，要看到作者在这篇里写的是什么社会问题，写了哪几个典型人物，再想想他用怎样的形象表现出来”。同时，还应以社会科学书籍参照来读，比如“托尔斯泰善写俄国的农民，所以我们最好能找一本讲俄国农民的书来读。”

此外，茅盾还提倡应多读作品评论和作者传记，并与其他名著进行比较，抓住其特点。他认为，多读、精读、思考和比较，是读文学名著的基本方法，也是提高文学修养的必然路径，舍此则别无他途。

苏步青也是这样一种学习方法的提倡者。苏步青在中学时，用《左传》笔法写了一篇作文，老师起初不相信是他写的，可苏步青却说：“我能背诵《左传》。”于是，老师挑一篇让他背，他很快就背出来了。可见苏步青的古诗文写得好，是与他阅读背诵中国古典文学优秀作品分不开的。

苏步青主张，读书要多读、精读：“我过去念过一本书或阅读一篇论文，从来没有念过一遍就让它过去的。要么不念，要念就念个透……每次念的时候总觉得比前一次有新的体会。”他自述：“读书，第一遍可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体会。我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这样的。我最喜欢《聊斋》，不知读了多少遍。起初，有些地方不懂，又无处查，我就读下去再说；以后再读就逐步加深理解了。读数学书也是这样，要把一部书一下子读懂不容易，我一般是边读边想中做习题；到读最末一遍，习题也全部做完。读书不必太多，要读得精。要读到你知道这本书的优点、缺点和错误了，这才算读好了，读精了。”

以６１３分的高分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谭曙光提倡一种“五遍读书法”。这“五遍”是：

第一遍，是指上课前对老师要讲的课本上的内容预习一遍。只需粗略地看一遍，了解一下大致讲些什么就行了，不必逐字逐句地细看，也不要求把内容全吃透。

第二遍，是指上课完了后，把老师讲过的书上的内容复习一遍。这时就需要认真仔细地看了。要边看边想，力求把内容吃透。看书过程中应不断向自己发问，多想想为什么，加深对概念定理的理解。万一有些地方一时不太明白，可暂时放下先看后面的，过一阵子再回过头来思索，往往就能明白了。

第三遍，是当书上的每一章讲完之后，从头到尾把它仔细看一遍。对定义概念加深记忆，对定理推论看看它们是怎样证明的。

第四遍，是当一本书全讲完之后，把整本书再读一遍。不要求太仔细，主要是列个表，将各章知识整理一下，找出它们的脉络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对全书内容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了解。

第五遍，也是最后一遍，即当考试前几天，花一些时间把书粗略地翻一遍，看看其中的概念性的东西，与笔记相配合，看一看平时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重点、难点。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当然是一种泛指，强调书要多看，看熟，并非真的要看百遍。其实，不要说百遍，如果能够像谭曙光所言老老实实看上五遍，也一定会见些成效的。

经常温习旧的知识也是一种好方法，因为，温习旧的知识，能从中得出新的体会和见解。“温故知新”出《论语·为政》。温故即温习以前学过的知识，使之不忘；而从这些旧的知识中获得新的知识或见解，则谓之知新。“温故”是“知新”的基础和前提，而“知新”则是“温故”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温故的重要目的之一。“温故”而能“知新”，是因为新知识的理解、接纳，取决于学习者的认知发展水平，即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策略。而学习者的认识发展水平则是由于对已学习的内容及方法进行加工的程度。另外，新旧知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各种知识有着自己的建构体系和不同的层次水平，新知识必须建立在旧知识之上。

温故可以加深了解和掌握原有的知识，并提高到新的高度，扩大知识量，提高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由此造成学习上的迁移，这样即可谓之“知新”。

温故知新中的迁移表现为思维通达，思路辐射广，触类旁通，利于学习者的思维品质的提高。一旦学习者离开原有的知识经验或方法，对原有知识不“温故”，而一味追求新知识新能力，就违背“温故知新”的学习基本原则，造成知识量的不足，学习不能深入，难于理解和认知水平局限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只温习旧的知识，没有创新的目的，则也只能停留在原有的知识水平上。

在实际学习研究实践中，既要重视“知新”，也要重视“温故”，为“知新”而“温故”，在“温故”基础上“知新”。

而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①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

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芽他们忘了人的脑子是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像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③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

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巴金先生的读书法，实际上就是常常的温故而知新。在我们的学习中，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牢固掌握所学的知识，为将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能入能出读书法就是深入到书本知识中去，把书本知识和自己知识经验相结合的读书法。这个方法最初由南宋学者陈善提出。他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入，终当求所出。”清代著名学者惠周惕又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说：“初读贵能入，既读贵能出。”读书既要博闻强记，又要不守章句，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经过博闻强记，把前后内容贯穿起来，达到十分熟悉的地步，才能进一步深入领会文章的深刻含义，这就是“能入”。读完书后不被书本上的具体字句所束缚，而要深入思考，领会精神实质，把书本上的死文字变成自己的活知识，这就是“能出”。

“能入能出”还包含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能入即深入到书本知识——前人知识经验的结晶中去；能出，就是要把书本知识和自己的知识经验相结合，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相结合。

李公朴先生曾讲过便于从书中跳出来的“三条路”。一条叫“读活书”，读有实际内容，有生气的书。一条叫“活读书”，方法灵活、动脑筋多思考。一条叫“读书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得透脱”。能入能出读书法，既能“读活书”入得进，得其深味，又能密切联系实际，采取灵活的方法，从书中跳得出。

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一向反对死读书，滥读书。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学了一门知识赶紧学另一门知识，没一刻停息，只花时间去学别人的思想，却没时间锻炼自己的思想。结果，知识是学了些，智力却很少增长。卢梭对此很看不惯，就在他著的《爱弥尔》一书中说，这种人“就好比在海滩上拾贝壳的孩子，起初拾了一些贝壳，可是看到其他的贝壳时，他又想去拾，结果扔掉一些又拾到一些，乃至拾一大堆贝壳不知道选哪一个好的时候，只好通通扔掉，空着手回去。”所以，我们不仅要能够记住和了解书中的内容，更要结合实际，有自己的看法，学以致用。

鲁迅主张“自己有主意”，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选择、分析和批判的能力。他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动，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的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

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既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也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而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

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鲁迅先生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的实质。他强调要“睁大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鲁迅在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自己观察”、“自己思索”的过程中，面对众说纷纭的各种书籍，也常常感到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到他的后期，在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后，经常思索的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思想得到了飞跃，观察也就更加敏锐和深刻。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他更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提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化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

宋代的陈用之住在小窑村，擅长画山水。画家宋复古看了他的画说：“画得确实精密细致，只是缺少天然情趣，你应当先找一堵断墙，把白绢蒙在墙上，从早到晚地观察它，时间长了，就可以隔着白绢看到断墙上面，高高低低、曲曲折折，都成了山水的形势。心里有了山水，就能看到断墙上高处是山，低处是水，洼地是山谷，墙豁口是山涧，清楚的地方是近景，模糊的地方是远景。这样，就可以心领神会地想像出墙上面有人物、飞禽、草木、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来来往往的景象。于是，你信笔画来，画出的景物当然就是浑然天成的，近似鬼斧神工，超人想像。这就叫做‘活笔来’。”陈用之由此受到启发，绘画水平大大提高。

明末画家陈洪绶从小学绘画就不恪守死规则。有一次，他到杭州府学去拓印李公麟所绘的七十二贤人石刻，他关起门来临摹了十几天，把石刻全部画下来请别人看，并问：“画得怎么样？”那人说：“画得很像了。”他听了很高兴。又临摹了十多天，再拿去给别人看，又问：“画得怎么样？”别人回答说：“不像了。”他却更加高兴。这是因为经过多次临摹，他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画法：把圆的变成了方的，把整的画成了散的，人们辨认不出来了。

陈洪绶学画经历了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为模仿；第二阶段为创造。没有继承便没有发展，为了继承前代宝贵经验，模仿是很必要的。但第二阶段更重要，如果仅停止在模仿阶段不前进，模仿得再好也是没有出息的。很多人辛苦学习一生，成绩却十分平庸，其原因正在于只会模仿，而缺乏创造。

列宁则采用了做批注的方法，以磨炼自己的思想。酷爱读书的列宁，在紧张的革命斗争生活中，甚至在被捕、流放中仍然手不释卷。他读书时很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内容丰富的评论、注释和心得体会。有时还在书的封面上标出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或材料。一旦读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在书的扉页上或封面上写下书目索引，特别注明书中的好见解、好素材及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论断的所在页码。列宁把做批注视为一种创造性劳动，非常认真地加以对待，从不马虎草率。他一般使用铅笔批注，很少用钢笔。他写批注的过程，可以说是与书的作者探讨甚至激烈争论的过程。每当读到精辟处，他就批上“非常重要”、“机智灵活”、“妙不可言”等，读到谬误处，就批上“废话”、“莫名其妙”等等，有的地方则干脆写上“哦，哦”、“嗯，是吗”、“哈哈”、“原来如此”等等。更有价值的是，列宁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就是在读哲学书籍时写的批注和笔记汇编而成的。它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认真写批注，可以促使自己在读书时开动脑筋，认真钻研，把握书的主要内容，也可以督促自己动手笔录，记下某些感受、某个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