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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取人之道务戒浮泛(第4页)

失信于人,不仅显示其品行不端,人格卑贱,而且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短暂不顾长远的近视行为,终将一事无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失信于人,大丈夫不为,智者不为。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处处说话都不算数。他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对大人对小孩,对妻子对父母,对同事对朋友,对上司对下属,对名人对凡人,对老师对同学,对什么人都会说话不算数。

做人之道,大概没有什么比诚笃守信、取信于人更为重要的了。我们看一个人与人交往时,只要他能做到诚实守信,其他方面的缺陷尚且会宽容忍让。反之,若失去了这个根本,我们便可推知此人不可信,是不愿与他共事,也不愿与他打交道的。

3。从处世做人上考量

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历史时期的大转折为我们的生存生活带来了很多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过去有序的一切今天都被打乱了,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却打上了问号。

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个人或群体的先天优越性消失了,它极大地唤醒了人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机会平等的良好环境。无论做什么事,首先怀有一颗纯净的心,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平时我们做一件事,如果有想显示自己、贬低别人等等—类的想法,然后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做这件事,其结果恰恰是相反:做事既不顺利,也不可能满足自己的初衷。这就说明,居心不良,心劳目拙的人必然干不好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居心不良的人必然反映居心不良的心灵。

做事不必期望有任何报答,用坦**的心胸认真去做,结果通常都是称心如意的。

这样看来,无论做什么事,最重要的正视自己的态度,即保持着净心,与人和睦相处,并真诚地帮助他人,而永不期望别人能有什么回报的人生态度。

处世做人,讲究一个“度”,恰如其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刚直本是好事,但过于刚直,棱角毕现,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却往往为世人所不容。随和本是好事,但过于随和,丧失原则,缺乏主见,委曲求全又往往被视为软弱。因此,一个人如果把握不好为人处的度,一般可以断定此人是不成熟的,他很难正确地为人处事。

从一个人的好恶中看准小人

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是很微小的,而在德行方面的差别却很大。在追求目标时,也许君子和小人是同等水平的;喜欢荣誉而厌恶耻辱,喜欢利益而厌恶受损害的这种心理,君子和小人是一样的;可是,他们求荣求利的方法却完全不同。

小人想尽方法取得人的信任;想尽方法去欺瞒他人,使之亲近自己,为了取信于人,不惜使出下三滥的手段。当年越王勾践被囚在吴国,为了讨好吴王夫差,在夫差生病的时候,不惜尝其粪便,来取媚于吴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惜任何手段的。

而君子,自己讲信用,才希望别人信任自己;自己对别人忠诚老实,才希望别人亲近自己;自己做事规矩而有条理,才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做得对;他们的真实意图易于为他人所理解,按他们的意见办事,会形成安定的环境,必然能实现预计的目的,必然得到良好效果,不会有祸害性的副作用。因此,君子不得志时,也不隐瞒自己的主张言行,得志以后就能宏扬自己的德行;死后,人们还怀念他们的德行功业。小人们都只会伸长脖子跷着脚地说:“我们多么希望能像君子那样了解事物的功能呀。”其实,他们不知道,在对客观事物功能的了解上,他们与君子是一样的。只不过君子按客观规律办事,从不过头,而他们却违反客观规律办事。

观察一个人的好恶,主要看他做人的习惯,看他实现追求事物的方法,看他安何居心。判别朋友的标准是以义为首,还是以利为首,如果弄清楚这一点就不会产生错误了。三国时孙策夺取丹阳后,吕范要求暂领丹阳督都的职务。孙策说:“你现在已经拥有很多兵马,怎么冉委屈你做这小官呢?”吕范说:“我舍去本土托身于将军,就是为了同你一起共创大业,我俩像是同舟涉海,存亡相关,稍有不慎就要遭到失败。这就是我的忧虑,不单单是您啊!现在丹阳这样重要,关系全局,还计较官职大小吗?”孙策非常感动,认为他是可以共生死的朋友,就把丹阳交给了吕范。

不想这话被齐桓公的幸臣易牙听到了,由于管仲曾经劝告齐桓公不要亲近易牙这样的人,所以一直怀恨在心,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偷偷地鼓动鲍叔牙说:“管仲之所以能当宰相,还不是全靠你的推荐。现在他病危,大王问他谁可为相,他却说您不适宜,另外推荐了隰朋。你对他赤胆忠心,他却不拿你当朋友。鲍叔牙对易牙说:“管仲这么做,才真正是我的朋友,他很有察人之能,要是我做宰相的话,像你这样的人,我肯定是第一个开刀的。”易牙羞愧而退。所以,看人与什么样人做朋友,就可以透过表象看到他的本质。上等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主动让贤的好习惯,而一般的人,做事有**,却有不愿让位给有能力的人的坏,习惯,通过这方面的观察,大体上可以认识一个人了。

这类人接近古时迷惑君王的佞臣。他们为了获得上司的信任便不择手段,宁失信于同事亦在所不惜。这类人,深信要在公司里生存,必须有一套求生策略。由于办公室里人事复杂,大家明争暗斗,一不小心就会遭人暗算。因此,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法,以快打慢,免得被人有机可乘。除了自保之外,最好能够得到“后台”撑腰。而“后台”之最佳人选,当然就是自己的直接上司了。

“爱打小报告的人”看准了上司需要人在公司内充当他的耳目,把办公室里的小道消息或情报传达给他,让他更了解公司内部人事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便选择了这条途径,来取得上司的信任。

这类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四处刺探同事之间的秘密,连一句闲言碎语也不放过。因为,这便是他向上司汇报的材料。

这类人如此做的最大目的,是要在上司心目中建立起忠心耿耿的形象,说他们甘当土司的鹰犬也不为过。为了向上司表示自己无时无刻不耳听八方、尽忠职守,他有时不惜无风作浪,故意制造新闻,无事生非,向上司交差。

即使这类爱打小报告的人能充分博取上司的欢心和信任,若上司是一名精明能干的人,他断不会考虑提拔告密型下属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因为这类人在办事能力方面肯定不会太突出,所以才走捷径、做探子,博取上司的青睐。如果主管贸然地把他升上自己的位置,除了引起公司内职员的反感外,也显示出这名上司的天真无能。试问,一个全公司的职员都提防甚至讨厌的人,怎能当一名令人信服的好主管?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此人不学无术,素质十分低劣,然而李林甫却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久居要职。这除了“关系网”的原因外,主要靠他的政治技术和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手腕。李林甫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学识,但他最忌恨和害怕的就是文学之士,他最惯用的伎俩是阳奉阴违压抑他人,抬高自己,嘴特别甜而心特别狠毒,当时的人都说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的成语即出于此。

李林甫本人没有什么才学,识字不甚多,经常读错字写白字,仅能提笔抄录别人写成的奏稿,有时难免闹出些笑话。据说有一次,他在礼部主持考试,有位考生在答卷中用了“杖杜”(孤立高大貌,喻成绩突出)一词,这本是诗经中的一个篇名,李林甫不识“杖”(di音第)字,就问手下人“杖杜”是什么意思,被问者俯伏在地不敢回答。李林甫表弟姜度生了个男孩儿,他亲笔写了个祝贺词,其中有“闻有弄麝之庆”的话。,“弄麝”一词实际应该是“弄璋”,指生男孩之后,让他玩弄璋这种美玉,以期有好的品德。“弄麝”岂不要效仿麋鹿吗?结果又闹了个大笑话。为此,他特别嫉恨那些文学才士,就引荐一些与自己不相上下或不如自己的人进人朝廷来扩充势力。

有一位户部侍郎叫萧灵,是李林甫一手举荐的,此人不爱读书,学识极差,曾经在中书侍郎严挺之面前把“伏腊”读成了“伏猎”。严挺之把此事告诉给宰相张九龄,并说:“朝廷的官员之中怎么能容许有‘伏猎侍郎’呢?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其实,“弄麝宰相”提拔个“伏猎侍郎”正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巩固相位,李林甫采用各种手段把有才能的人都排挤到朝廷之外,由于手段高明,既达到目的又不露痕迹,不仅皇帝毫无察觉,就连被整的人也不知内里情由,有的人还在感念他的恩惠,这正是他的奸狡高于别人的地方。

李适之性情耿直,李林甫与之争权,彼此不太和谐。李林甫为人阴险又好阿谀。

李适之性情疏缓宽厚,很相信李林甫的这番话。有一天就和玄宗皇帝从容地谈起这件事,玄宗非常高兴。

玄宗当天问起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知道华山产金,但心想华山是陛下王命的根基,王气所在的地方,不能开采,所以不让王知道。”

通过此事玄宗认为李林甫忠心拥戴自己,于是渐渐疏远李适之。

为了预防别人取代自己担任宰相,李林甫采取了两大措施。一个是想办法杜绝别人通过军功升任为宰相。开元年间,张嘉贞、张说、萧嵩等人都是先任节度使,立了军功后才出将人相的。李林甫对玄宗说:“文士为将带兵,胆怯不敢亲冒矢石不如用一些寒族、蕃人,蕃人都英勇善战,那些出身寒微的人没有党派援引。对这些人只要施以恩惠,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忠于朝廷。”玄宗觉得很有道理,就专门委托少数民族的将领做边疆大帅。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等人都是带有重兵的少数民族将领。李林甫以为这些人不认识字,绝不可能当上宰相,所以才想出了这一高招。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人相的路子,他自己的相位则可长保无虞。其结果是边帅兵权太重,最后酿成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大叛乱。

天宝六年,唐玄宗想要征集天下的才士,诏命天下精通一艺,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到京城应选。李林甫最怕文学之士,又害怕一些胆大不听话的文人在策论中揭发他的隐私和罪行。就向玄宗建议,说举人多是些卑贱愚聩的人,恐怕有一些粗俗不堪的语言污秽圣听。应该先让郡县长官精选一次,再由礼部复试,如有名实相符、确有才学的人再行上奏。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李林甫派自己的亲信去主持考试。结果天下汇集长安的举子乡贡们全部落第,没有一个人被录用。因为李林甫本来就不想让有才学的人进人朝廷中来,就连杜甫那样的才华横溢的大才子都没有出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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