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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镇静持重是处晦的必要手段（第3页）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

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稳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会不分是非

有位秀才第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

这三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秀才第二天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了，却背靠背，不是没戏吗？"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秀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乐了："哟，我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跟你表妹脱光了背靠靠躺在**，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

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

秀才差一点丢掉到手的幸福，源于他对事物的认识太过执着，是非观念太强。换了是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对错之分。

很多人不会藏，藏不住该藏的东西，是因为不懂得不分是非的好处。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贪婪无度。统治秩序极其混乱，人民苦不堪言，绿林、赤眉两军适时打起反王旗帜，共图大业。但起义军内部不和，经常为权势而争斗不已。

公元23年，绿林军内部为争权夺势。设计杀死了刘秀的哥哥。刘秀得知后，赶紧从外地奔回"请罪"。缄口不谈兄弟两人在昆阳大捷中的功绩，不为哥哥服丧，也不与哥哥的旧将交谈，在绿林众将面前言谈举止和原来一样，丝毫看不出悲哀的样子。这样，刘秀终于骗过了当时已被拥立为帝的刘玄和许多参与谋杀哥哥的将领的眼睛，保住性命并渐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以致后来刘玄还糊里糊涂地派他去河北进行扩展势力的重要工作。刘秀趁此良机在河北境内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待羽翼成熟才拥兵自立，一举打败绿林军，杀了刘玄，自己当上了东汉的开国皇帝，这才有封建治世上的"光武中兴"。

丧兄之痛不可谓不大，但刘秀却能忍此大悲痛，强装笑颜。假使他当时心存是非之念，执着于对错之间，不隐亡兄之痛而发一夫之怒，非但不能为惨死的兄长报仇，反而会白白送去自己的一条性命。有时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才是上上之策。

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占。"也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万事万物，并没有规定怎么样处理好，也没有规定怎么样处理不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只要合理恰当，就可以了。

确实，人世间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用对和错来简单区分的，合适与否，才是最为紧要的。对于身边的事理如何看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孔子的方法值得我们偕鉴。

史载，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李豫的女儿升平公主。一次，小夫妻发生口角，郭暧急不择言："你倚仗你父是天子吗？我父还嫌天子不做呢！"听了这句大逆不道之言，升平公主哭着回宫告状。闻听此言，李豫劝女儿道："他父亲嫌天子不做是实情，若是不嫌，天下哪里还姓李！"面对负荆请罪的郭氏父子，李豫安慰道："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小儿们绊嘴，哪里用得着听！"唐代宗没有因为天子的光环而晕眩，而以清醒的头脑想透了怎样处理这件事才算恰当。假若李豫不能"糊涂一点"，而去追究郭暧的罪过，其结果就算丢不掉江山，也会失去爱婿，伤了功臣的心。在我们身边，无论同事、邻里之间，还是萍水相逢之人，不免会产生磨擦，如若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结果就会越想越气，伤害身体，激化矛盾。如果做到遇事"糊涂一点"，麻烦、恼火、损失自然就少得多。

孔子在评价古代几位名人时认为，伯夷、叔齐是一代贤人，坚持真理，有所不足，但他们"言中伦，行中虑"，说话合乎法度常理，行为经过深思熟虑；虞仲、夷逸的特点则是"隐居方言，身中清"，能逃避现实，隐居下来，放肆直言，洁身自好。而他自己则不属于这些人，是"无可无不可"。也就是说，对上述这些人的行为，有的他是肯定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的他则是不赞同的，他本人就拒绝这样做。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坚持原则，又必须机动灵活。

不坚持原则，一团和气，就会使我们丧失目标，犯大错误。比如经商，根本原则是为了卖货赚钱，利国利民，这个必须坚持。伪劣商品虽然赚钱，但违法害民。赔本贱卖，虽然能获得消费者欢迎，但不能赚钱，违背经商之道，也不可为。

不机动灵活，生搬硬套，就会使我们失去机会，坐以待毙。再以经商为例，在坚持利人赚钱的前提下，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策略，决不能一成不变，热情服务，随行就市，才能成功。经商如此，为人处世也不例外。

生活中，凡事不可认死理，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学会不分是非，采取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接人待物，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品德。否则，聪明过度，妄下结论，往往会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甚至引火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