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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9 培养静思默想的人生智慧（第1页）

忠告9培养静思默想的人生智慧

作为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是清华男孩的第一生命。

清华只是起点

与从清华园走出来的人打交道，你会有一种恬淡、静雅，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感觉。这也许是应了“腹有诗书气自华”那句老话吧。一个人的学问达到了一定水平，可以从他的外表，从他的行动、做事中体现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们“腹内”的诗书。“诗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总之，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思想、品格、气度与他的学问有很大关系。

国学大师钱钟书，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只得了15分，但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均名列前茅，被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录取。此后，他心无旁骛地潜心钻研，把追求真正的学问当成自己的事业，终于成了学贯中西的奇才。

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钱钟书就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A字第一号开始通览一遍，有的还要作批注。又说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还浏览其他书刊，可是一到考试，只要略加复习，他便可考出优异成绩。

钱钟书清华读书4年，共读了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论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除第一学年体育和军训（第二学年以后这两门课获准免修）吃了“当头棒”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金齿耙”和“银麻花”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杆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直到钱钟书先生去世前，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中国作家、学者钱钟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其渊博的学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座谈会上的钱钟书：

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他就用标准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无滞地背出，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一家英国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老的家门，出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情邀请钱钟书夫妇有时间自便地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

虽然钱钟书的博学是举世闻名的，但是他却是非常谦逊、善于自嘲的。他在日本演讲时的开场白中讲道：“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

能迈进清华大门的人，肯定都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饱学之士，是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清华人，就更应知道清华不是人生的终点，恰恰相反，清华只是他们求学路上的一块里程碑。清华人之所以为清华人，并不是因为胸前的耀人的校徽，而是腹中笃实生辉的学问。

追求真正的学问

“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清华人如是说。清华的学子都知道：自己可以追求真理，追求价值，而不可以追求荣誉，尤其是在做学问方面。无巧不成书，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

1936年夏天，华罗庚与周培源一起，取道西伯利亚，渡过茫茫的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剑桥大学。

华罗庚到达剑桥时，适逢声名显赫的大数学家哈代去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到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二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于是，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华罗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他的论文，论文水准，每一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他还彻底解决了十九世纪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轰动剑桥，被视为“剑桥的光荣”。

很多人的人生目标，要么是争名，要么是图利，可是清华园，人们对名利的淡泊态度，令人无法想象。那些学术泰斗是不去争什么第一的，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不去争什么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争什么头衔或第一，而是看它对科学和社会的效用。因为每一个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都清楚“泡沫学术”实在做不得。

陈寅恪留洋10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回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大为生气了，大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傲人的学位文凭，但他的广博学识，却是举世闻名，足以傲人的。

在清华，你时刻能感受到浓厚的读书和做研究的气氛。的确，勤奋读书最能显出清华人的特色。且不说平日可以看到的如潮的人流涌入图书馆和教室楼的情景，就是在周末或假日，无论是严寒或酷暑，白日或夜晚，只要图书馆的阅览室或者教室开放，总有学生在埋头读书。在草地绿茵上，在树林的浓荫下，入神读书的学生随时可见。校园处处弥漫着书香气。

在图书馆，你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教师，甚至有已“名满天下”的老先生在读书，或者阅读最新文献，或者查阅古旧图书，即使在风云变幻的日子，或者商潮滚滚的时候，在清华，酷爱读书的仍不乏其人。勤奋读书，不仅孕育成就，也使他们心灵充实。

清华人钟情于学术研究。清华很多教师，一门心思做学问，对衣着打扮很不讲究。记得某报载过一篇访问清华一位学者的文章中说到，在清华校园内遇到的衣着随便、看上去像“看门老头”的人中，很可能有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权威。

社会上有“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清华人怎么看？不错，博士之所以“傻”，意味着这条路是安徒生所说的“光荣的荆棘路，可能终生与荣华富贵绝缘”。梁启超早就指出：“质言之，有则‘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

追求真正的学问，十年磨一剑，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既是心灵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心智自我启迪的过程。

把学术研究当作生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振聋发聩，我们谁也不敢忘记，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面的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们要用科学进步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的排头兵。他们甚至把学术研究当作生命的一部分。

清华人抱着“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为信条，为报效国家与人民，以加倍的努力从事科研活动。

清华人冯友兰做学问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女儿宗璞有一段回忆录，讲述了冯友兰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10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着，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

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句话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