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上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才华、修养和交际风度,有时一句诙谐幽默的语言,会给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人无形中对你产生好感。所以,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语言得当,诙谐幽默。
在酒桌上往往会遇到劝酒的现象,有的人总喜欢把酒场当战场,想方设法劝别人多喝几杯,认为不喝多就是不实在。
“以酒论英雄”,对酒量大的人还可以,酒量小的就犯难了,有时过分地劝酒,会将原有的朋友感情完全破坏。
要想在酒桌上得到大家的赞赏,就必须学会察言观色。与人交际,要了解人心,左右逢源,才能演好酒桌上的角色。
敬酒也是一门学问。一般情况下敬酒应以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宾主身份为序,敬酒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好敬酒的顺序,分明主次。与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喝酒,也要先打听一下他们的身份或是留意别人如何称呼,这一点心中要有数,避免出现尴尬或伤感情的局面。
敬酒时一定要把握好敬酒的顺序。有求于在席上的某位客人时,对他要倍加恭敬,但是要注意,如果在场有更高身份或年长的人,则不应只对能帮你忙的人毕恭毕敬,也要先给尊者长者敬酒,不然会使大家都很难为情。
酒席宴上要看清场合,正确估价自己的实力,不要太冲动,尽量保留一些酒量和说话的分寸,既不让别人小看自己又不要过分地表露自身,选择适当的机会,逐渐放射自己的锋芒,才能稳坐泰山,不致给别人产生“就这点能力”的想法,使大家不低估你的实力。
通常在喜庆佳节的时候,宾朋好友聚会,以酒祝兴,并以健康有益的祝酒辞来表达良好的祝愿。碰杯时,先与主宾碰杯,以后,虽不必一一碰击,也要举杯示意。让菜,应以主宾为先,然后依次恭让。说话时嘴里不要嚼菜,要等嘴里空时再说。主人、客人都不能只同一两个人交谈,要尽量照顾全面。吃东西时要文雅些,少夹慢吃,不要发出声响。
酒桌上还有些禁忌要注意:1.忌酒后失言,祸从口出。2.忌酒后失态,有失大雅。3.忌酒后近色,招惹闲言。言谈必须注意下面这些问题:不要长篇大论地谈论工作,这会使在场的人感到紧张和压抑;不要说教,给别人一点空间,多听一点他人的意见,不要损害了酒席上应有的气氛;切忌谈论某人的缺点和弱点,使别人下不了台。
特定场合的说话技巧
当众讲话必须注意言语行为的特定场合。不同的交际场合,有不同的言语表达,不可将言语表达的基本原则变成僵死的程式。说话要注意场合。不看场合,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想到什么说什么,这是“不会说话”人的一种拙劣表现。人,总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生活讲话,在不同场合,面对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就应该说不同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说话,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讲话效果。
有这样一个反例:一位早年毕业于某高等院校中文系、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教师退休了,为此,学校为他和另一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退休老同志一并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与会同志和领导对他们的工作和为人进行了热情洋溢而又非常得体的肯定和赞扬,相比之下,对那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老同志的美誉则尤多。当轮到两位受欢迎的退休老同志致答谢辞的时候,他们对大家的赞誉作了深情的感谢。一时间,会场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动情的温馨气氛。作为答谢,话本该说到这里为止;然而,那位老教师却并未就此打住,却由人们对另一位“先进”的赞扬中引发了感触,并作了颇为欠妥的联想和发挥:“说到先进,很遗憾,我从来也没有得过一次……”话犹未竟,坐在他对面的、平日与他相处得不很融洽的一位青年教师突然抢了话头:“不,那是我们不好,不是你不配当先进,是怪我们没有提你的名。”话语中带着一种不肯饶人而又让人难堪的“刺”,冷不防,老教师的眼角眉梢被“刺”出了一股感伤的表情,一时间会场中出现了一种怏怏不悦的尴尬气氛。一位领导见势不对,马上接过话茬,想把气氛缓和一下。照理说,这时,他应避开“先进”这个敏感的话题,转而谈论其他。然而,他却反反复复劝慰那位退休老教师,叫他对“先进”的问题不要在意,说没有评过先进,并不等于不够先进,先进不仅在名义,更要看事实。如此等等,一席话,等于是把本应避而不谈的话题作了重复和引申,使本已尴尬的局面显得更为尴尬。
而在这一点上,大将军王震同志显然就做得很好。
有篇报告文学记载了王震同志帮助诗人艾青的感人故事,其间王震与艾青的几次谈话,很可说明特定的交际场合需要有特定的话语形式来表达。1957年后期,王震找到被错划为右派的艾青,一见面就说:“老艾,我又爱你又恨你?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你是拥护真理的嘛?离开文艺界,你到我们那里去吧?”艾青到了王震兵团所在的密山安定下来后,王震诚恳而严肃地对艾青说:“老艾呀,你要是搞不好,我是要骂你的。等我死了你再写文章骂我?”这些都是在背地里谈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中说法又不一样了。艾青刚到密山,参加向荒原进军的动员大会,王震站在卡车上对大家说:“有个大诗人,艾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也来了,他是我的朋友。他要歌颂你们,欢迎不欢迎呀?”还有一次,艾青不在身边时,王震对农场领导说:“政治上要帮助老艾,赶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近群众,了解战士。”前两次讲话,均为个别交谈的场合,王震的话语既有信任,亦有批评,既有鼓励,也有严格要求,也不乏朋友间的坦诚直率。后两例,交际场合为当事人不在场或大庭广众中。话语更多热情、爱护与帮助,这对当时的艾青来说,真可谓久旱逢甘霖,使他一直半吊着的心安稳了,他觉得自己“开始了生命的新旅程”。没有老将军这些恰如其分的讲话,或许就不会有艾青的新生,可见根据场合讲话是多么的重要。
在特定场合讲话可利用以下几种技巧和原则,以达到理想的当众讲话的效果。
1.多角度。某些场合的变化是出人意料的。如果应对不好,会使自己陷于某种困境。这就要求说话者必须善于变换切入角度,灵活地应对和驾驭各种局面和场合。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第一次出访加拿大,时值加拿大正举行反美示威游行。一次,里根总统的演说为反美示威游行的人群打断。只见里根总统面带笑容对陪同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这种事情在美国时有发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的,他们是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双眉紧锁的特鲁多眉开眼笑了。里根自己高超的说话水平,故作曲解、否解,解脱了主人的窘迫,又体现了一位大国总统的胸襟与气度。
2.利用歧义。利用特定场合,造成情境歧义。例如,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校方曾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无理削减一半经费,遭到了与会人员的反对。校长林文庆不但不予理睬,反而阴阳怪气地说:“关于这件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付出来的,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立即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银币,“叭”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我有钱,我有发言权?”致使林文庆措手不及,狼狈不堪。鲁迅讲的“有钱”和林文庆说的“有钱”是两个概念,二者所包含的语意相差甚远,鲁迅正是巧妙地利用交际环境造成的歧义,给林文庆当头棒喝,压下了他的气焰,打乱了他的阵脚,实现了当众讲话的特定目的。
3.正话反说。利用情境的参与,正话反说,摆脱不利的话语交际环境。例如,萧何以谋反罪诛杀韩信后,又召集群臣,设下油锅,要韩信的谋士蒯通当众供认和韩信谋反的罪行。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制约下,蒯通无法直陈其词,便用正意反说的方式先数了韩信的“十罪”,接着又列举了韩信的“三愚”:“韩信收燕、赵,破三秦,有精兵四十万,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一愚也。汉王驾出成皋,韩信在修武,统大将二百余员,雄兵八十万,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二愚也。韩信九里山前大会战,兵权百万,皆归掌握,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三愚也。韩信负着十罪,又有此三愚,岂不自取其祸?”蒯通明为数说韩信的罪状和愚蠢,实为韩信鸣冤叫屈,致使满朝文武为之动容,赢得了群臣的同情,迫使萧何难以下手烹杀。
4.言此意彼。利用情境的微妙关系,言此意彼,使双方心领神会,从而实现交际目的。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到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并给予物质援助。丘吉尔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住进白宫。一天早晨,丘吉尔正躺在浴盆里抽着他最爱抽的特大号雪茄。突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门进来,丘吉尔大腹便便,肚子露出水面,这两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在此刻会面,确实非常尴尬。而丘吉尔扔掉烟头,利用这种特殊的情境以幽默的口吻说:“总统先生,我这个英国首相在您面前可真没有一点隐瞒。”说完,两人哈哈大笑。丘吉尔正是用言此意彼的手法,既解除了当时的窘态,又借此向罗斯福**联合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诚意,增进了会谈时双方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了这次谈判的成功。
说话力求切情切境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使用语言,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又渗透在语言之中,制约着语言的运用。社会文化背景,指社会场合,包括时间、地点、场合、气氛、事件背景、人事关系等。文化环境指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风格与传统。我们在讲话中要善于运用这种社会大环境,来衬托自己说话的小环境。
解放前夕,陈毅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预见,解放全中国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过不了几天,阿拉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相了?(用生硬的上海话)”台下充满笑声,这样的话在那个社会环境和具体场合显得十分得体,而且出语幽默,又鼓舞人心。
切情切境,是成功讲话的重要条件。陈毅元帅对当时报告的场景氛围的辩证运用,打破风格的表面统一,从而很好地适应了“行将进入上海”这一题旨情境,应情应景,耐人寻味。
还有一些虽然不属于大的社会环境,诸如地点、实物,但它们一旦附属于某种社会力量所能施加影响的范围,就成了社会环境。例如在国家级的外交谈判中,地点的选择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谈判双方的领土上轮换举行,或者选择第三国作为谈判地点。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而敏感的问题?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朋友家里说说,总有一种客人心态,说话也总是显得拘谨一些,可在自己家里接待朋友,就无拘无束了。这种主人心态,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优势,人们把它叫做“居家优势”。
交际中有时地点的改变也可形成不同的环境,从而有利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发表有针对性的讲话。例如:
有些领导者发现问题,往往请下属到自己办公室谈话。办公室是上级办公的地方,下属来到这里,很容易联想到上下级关系,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必须服从”的心态。这样,本来是对等的谈话,因为地点这一特殊社会环境的参与,就有利于一方,使对等的双方,变成主动与被动的两方。主动一方便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势头(当然这只是一种心理差异,绝不是“以势压人”)。以此类推,如果顾客与营业员发生纠纷,经理应巧妙地把顾客诱导进自己势力所能影响的范围——经理办公室。这样既可以避免事态的扩大,也可以使这位顾客与围观者隔绝,避免接受人群中一些不良反应而进一步增强不满情绪。所以,经理室实际上成了一个有利于处理问题的小社会环境。反之,如果为了加强联络,增进信任和友谊,领导人员则应走出“领导效应区”,到职工宿舍、食堂、俱乐部等地方去,以便于放开话题,无拘无束。这类非语言因素,有时正像看不见的磁场,有着极其强大的特殊效应。
可见利用合适的社会背景说话,可明显提高说话效果,这就要求我们有敏锐的思维和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去洞悉社会大背景,并善于利用眼前的实物、身处的地点营造有利于自己说话的环境。
善待你的“有感而发”
时境是诱发说话的欲望、内容的本源。人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的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已。”说话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不管是客观地介绍情况,还是主观地抒情议论,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来源于客观现实。因此,说话的欲望、内容等,都是说话人所感知的客观事物“移入”人脑之后产生的刺激诱发出来的。斯米尔诺夫在《心理学的自然基础》中指出:“意识的根源不应到脑的外部,而应该到人的社会生活——人们最复杂的意识活动形式的真正源泉中去寻找。”
不爱说话的人,在令他兴奋的场合,也常常说起来没完没了。相反的,爱说话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中,也会缄默不语。无论爱说或不爱说话的人,其说话欲望的诱发,都是与时境有关的。人们常说“有感而发”,就是有感于说话的时境而发的。
有一次,一位领导应邀参加“新世纪党员形象”演讲会,他根本不想发言,也没做准备。但在论辩到“党员可不可以下岗”问题时,他被其他演讲者几乎一边倒的否定意见所激怒,走上讲台,作了生平以来第一次“即兴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位领导本来不想发言,没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欲望,是演讲会场这个具体时境,特别是几乎一边倒的否定意见这个具体条件,刺激了他,诱发了他的说话欲望。
所谓“即兴演讲”,大多是说话的时境诱发了演讲者的欲望,使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话来。俗话说:“鼓不敲不响,钟不撞不鸣。”没有特定时境的诱发,往往不会有说话的产生。
时境在诱发说话欲望的同时,也为说话提供了可资谈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