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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记住自己的信念（第2页）

有一天，艾萨头痛病发作，好朋友彭伯顿赶紧拿出一点粉末和**搅和在一起，搅拌了很久很久，递给了艾萨。奇迹出现了——几分钟后，艾萨的头不痛了！艾萨好喜欢那**的味道呀！接着，艾萨居然做出了一个肯定要挨揍的决定——拿出了家里全部的积蓄给彭伯顿。而这位乡村医生也递给了艾萨一个写有配方的纸条……艾萨高兴极了，他终于可以装满他的瓶子了。他给那个神气的**起名叫“可乐可乐”。他长大后开办了公司，就是今天的可口可乐公司。艾萨童年的一个简单的装满瓶子的信念，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单单“可口可乐”这四个字就值689．5亿美元！艾萨也给整个世界留下了一份厚礼。

如果说人生是那参天的大树，信念就是那挺立的树干。树干一倒，大树则倾；信念一失，人生则危。

把自己推向绝境

1989年，一位年轻人从中山大学毕业，应聘到万宝冰箱厂。工厂付给他当时令人眼红的四百元月薪。

但三个月后，他却放弃了这份来之不易的高薪工作，离开工厂去读中科院的研究生。

大家都以为获得硕士文凭之后，他会找一个比万宝冰箱厂更高薪酬的工作，谁知三年后他到联想公司，得到的月工资是三百元，后来公司才给他涨到四百元。

朋友问他：“你读了三年书，现在和在万宝冰箱厂有什么差别？”他笑而不答。

一年后，他拿着中山大学本科、中科院硕士和联想工作一年的学习工作简历，应聘于新加坡的一家多媒体公司。从三十个面试者中脱颖而出，他拿到相当于一万元人民币的薪酬，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异国打工生活。

在新加坡的日子，他先后在三家软件公司任职，后来还进了有名的飞利浦亚太地区总部。他不断地跳槽，别人根本不明白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因为喜欢钱而跳槽，还是为了跳槽而跳槽。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在公司任职的时候，只要是他承接的业务，即使是几千新币的软件，用户一旦在使用中出现问题，他便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火速赶到。

而对于其他软件工程师来说，这种价值的软件根本不配享受这样的技术服务。

在新加坡，他认识了一位同行，两人一拍即合，出资在当地开办了公司。他又一次炒了自己的鱿鱼。

那次创业九死一生，许多人为他不值，有好工作，有好前程，为什么总要把自己从浪峰推向谷底。

但是，他成功了。他就是朗科公司创始人邓国顺。

对于邓国顺的成功，几乎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他一次次把自己推向“绝境”，每次都从绝境中脱颖而出。但是如果把他的经历串联起来，你就会发现，他一开始的目标就十分明确，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成了他成功的基石。

在朗科的每个会客室里，都无一例外地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写的是同样的二十一个字：成为移动存储和无线数据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有人认为成功依赖于某种天才，某种魔力。但是，从邓国顺身上，我们看到成功的因素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一个人能飞多高，并非由人的其他因素决定，而是受他自己的信念所制约。

画上去的叶子

欧·亨利的一篇小说叫《最后一片叶子》。文中说年轻的女画家琼西因患肺炎危在旦夕，用医生的话说：“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而这十分之一就是她要活下去的信念。”这是深秋时分，叶子一片片地落，她心中默默想到：当最后一片叶子脱落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该终结了。几天过去了，别的叶子都掉光了，惟有一片绿叶依旧挂在树枝上，琼西因此受到了鼓舞，产生了对生活的信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事后，她才知道：那一片在风雨中都不掉落的叶子是她的画家朋友画上去的！

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种不经意的眼神，往往会给对方无穷的信念，而使他从低谷中走向阳光。

回答

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女儿芬尼在家中等丈夫安德逊回来。晚上有一个交响音乐会，芬尼期待已久了。

电话响了。“应该是爸爸吧，”芬尼揣测说，一边拿起话筒。她突然转向我，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她把电话递给我。“是教会医院打来的。”她说，“他们想和你谈谈爸爸的事。”

安德逊出了车祸。芬尼和我跳进车里，飞快地赶往医院。

近来，我和安德逊似乎总在争吵，把我们少有在一起的时间花在了争论那些我们不在一起的时间上。但最后我们总是亲吻对方，和好如初。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个简单的举动仍然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噢，上帝啊，求求你了，”我祈祷说，“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的车在医院门口停下。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们：“你的丈夫伤得很重，现在正在手术中。你需要尽快把他的家人通知到这儿来。”

凌晨一点，一百多个家庭成员和朋友聚集到了候诊室。终于，医生出来了。他把我带到一边，说：“夫人，你的丈夫伤得很重。从肋骨到脊骨都碎裂了。他的胃、肝和肾都严重损伤。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仍昏迷不醒。我非常抱歉，我想他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

那一刻，传达到我脑中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德逊还活着。而那就意味着他可能被治愈。“我相信他！”我说。

医生叹了口气：“恐怕你需要的不仅仅是信念了。”

我整个一生都在依仗我的信念，我相信上帝会帮我渡过一切难关，我就是从这个信念里汲取力量的。现在我的丈夫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而且他的医生告诉了我就是上帝也救不了他的命。如果真的是太晚了，会怎么样呢？如果真的是上帝都无能为力了，会怎么样呢？“上帝啊，求求你，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请给予我帮助安德逊的力量吧。”

他们让我去见了安德逊。已经很难辨认出哪里是管子、仪器，哪里是他了。一根管子插进了他的喉咙，所以我不能吻他，就是触摸他，我也得戴上保护手套。正当我伸出手，想去抚摩他的眉毛时，护士制止了我。“小心。他的骨头破裂了。”她说。我收回手，哽咽着说：“对不起。”然后逃回了候诊室。

我无法入睡，吃了镇静剂也没有用。

护士允许我每小时探望五分钟。最初，那也是我能忍受的最长的时间了。在白天里，芬尼或者教堂里的朋友会和我一起进入急救室。晚上时，就只有我和安德逊。我在丈夫身边坐的时间越多，护士要我离开他时就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