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22索罗斯:放眼大局,谋划大势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Honoris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乔治·索罗斯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投机家,他的市场感觉十分敏锐,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信息,他能透过其表面,看到别人无法察觉的秘密。凭此眼力,他掌控的投机基金曾多次在金融市场上掀起惊天骇浪。
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曾成立一个汇率稳定机制,当一国汇率涨跌幅度超出正常时,其他国家便通过购进或卖出该国货币来帮助其汇率恢复正常。1989年,东德、西德统一后,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1992年,英国由于经济不景气,利率走高,英磅汇率已很难保持稳定,无奈中寄望德国降低自身利率,从侧面减轻英磅压力。然而,德国却由于经济发展过热,不敢“紧急刹车”,只能对英磅进行有限策应。英磅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
不久,德国央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谈话,提到欧洲货币机制不稳,只有通过货币贬值进行调节。这篇并不引人注目的谈话引起索罗斯的高度重视,他以此预测,德国很可能准备从英镑防线上撤退,独力难支的英镑汇率将成难以避免的下跌之势,而德国马克的汇率则会呈上涨之势。索罗斯当机立断,全面卖空英镑,同时买进德国马克。其他投机基金也跟风而上,混水摸鱼。
英国央行觉察到有投机家的巨资介入,顿时慌了神,宣布提高利率,同时投入一百多亿美元的储备金,买进英镑,企图挽回人们对英镑的信心,止住英镑跌势。索罗斯决心跟英国政府赌一把,他投入200亿美元资金,一面卖空英磅,一面吃进马克。
英镑终于挡不住洪水般的外资冲击,一月内狂泻15%,英国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稳定组织。在这场混战中,索罗斯总共卖空了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了60亿美元的马克,一个月即净赚15亿美元,他也因此获得了“金融大鳄”这个不雅的称号。
1997年,“金融大鳄”索罗斯与西方其他投机基金又故伎重施,狂斩了泰铢一刀。当时,由于泰国在房地产业连续几年的盲目投资,导致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呆账、坏账激增。据估计,泰国金融业坏账损失高达8000亿到9000亿泰铢,约合310~350亿美元。
善于借势造势的索罗斯及其他西方基金,趁机落进下石,大量抛售泰铢,导致泰铢比价不断下滑。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同时大幅调高利率,稳定民心,还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及其投机集团。如此三管齐下,使泰铢比价很快扭转跌势。索罗斯集团在这次交锋中损失了3亿美元。
不过,索罗斯通过种种现象分析,得出结论,泰国中央银行已成强弩之末,只需用力一击,就会全面崩溃。
1997年6月,索罗斯通过出售美国国债套得大量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了强力冲击。泰国中央银行力不从心,难撑危局。自此,泰铢持续下滑。与此同时,泰国大批工厂倒闭,公司纷纷减员,物价大幅上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泰国中央银行行长也因此引咎辞职。泰铢贬值风波还影响到东南亚多个国家。
尽管索罗斯对东南亚落后地区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但他惊人的判断力及借势造势的技巧却令人不得不由衷佩服。
索罗斯的故事给所有的年轻人这样一个忠告:
在大势已成时,人们即使不能准确判断,也会有所感知。但是,在大势将成而未成之际,要想事前预测,就需要很强的洞察能力。
图谋致远
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成功是化繁为简提高效率的学问,一个人要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成功,必须学会抢占制高点,借助各种有利条件迅速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像一个科学家所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你才能看得更远。
俗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站得高,看得远,对事物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见,这是决策者应具备的素质之一。
在美国有一家田纳西锡制品公司,它的成功与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图谋致远的优秀范例。
田纳西锡制品公司制造并销售各种锡制品,包括客厅摆设、餐桌用具、装饰品、玩具等。公司创办人卡尔·邓恩通过制定一系列策略,使得公司逐渐在市场中立稳脚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公司取得一笔政府经济发展贷款后,从新英格兰诸州分别买来各式机器用具,如青铜模型、钢制卡盘、切削车床、铸造用具等。人员培训用了6个月。正式生产后的8个月里,平均每月销售额4千多美元。生产问题基本解决了,但面临着推销产品的困难局面。公司的计划是尽快达到年销售额10万美元。可是如何着手呢?
辩证法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作为驾驭组织的人更应目光长远,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深谋远虑,神机妙算。
知迂直之计者胜
我们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倘能做到“权轻重”、“计迂直”,认识矛盾,使矛盾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步步紧扣目标,运用你狐狸般狡猾的脑袋,调用你聪明的才智,变迂曲为近直,就一定可以走向成功。
能不能做到放眼长远,预见未来,对于一个要想取得成功的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明者远见未萌”。高明的人远见卓识,知迂直之计,善于变化万端,捕捉机遇。
《孙子·军争篇》说:“军急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这就是说,“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而“天下之至难”中又以“知迂直之计”为最难。如果把这里的“争利”理解为“争机遇”的话,能把握谋划迂直关系的人就能获取机遇。所谓知迂直之计,就是要懂得以迂为直的办法,这个计谋表面上看走了迂回曲折的道路,实际上是为获得机遇、更为直接更为有效更为迅速地取得成功创造条件。
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谈《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时,旁征博引,曾把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我们党施行的第一个迂直之计。他认为开始是由于“领导人犯了错误,这不是好事”,但“推选了新的领导人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第二个迂直之计是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杀了是眼前利益,放了,牺牲眼前利益却得到抗日的胜利”。第三个迂直之计是放弃延安。“看起来失去了一些城市,但从长远来看,获得了全国的解放”。他最后认为:“中国的调整方针,从大局从长远利益来看,也是迂直之计。”
我们认为曲中见直、直中见曲,是放眼长远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曲中见直、直中见曲?列宁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乎于一串圆圈,近乎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迂直相间,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分析要深刻,需要观察,在长期的观察后,“吹糠见米”,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