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网

活学论语中的交友诚信之义（第1页）

活学论语中的交友诚信之义

做人一定要有信用

【原文】子曰：“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解析】孔子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这好比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它怎么能行走呢？”孔子的意思是说要做人应当讲求信义，切不可为一点小利而背叛已许的诺言。否则，失去了信用，就有可能寸步难行：“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

信，就是重承诺，说到做到，肯于负责。孔子说做人、处世及对朋友，“信”很重要，无信誉是绝对不可以的。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若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就会使部下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挽，小车无轨。”挽和軏两个字是古代车辕前面横木上楔嵌的起关联固定作用的木销子（榫头）。挽是用牛拉，以载重，所以是大车；车兀是用马拉，以载人，所以是小车。没有挽和軏就无法拉车，这都是车子上的关键所在。所以孔子说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有如大车上的挽，小车上的軏，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

孔子之所以把“信”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在他看来，信，作为说话算数，做事靠得住来讲，也就是“忠”的表现。孔子在强调言行一致时，常常是忠信并提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去到偏远落后部族地区），行矣（也行得通）。”由此可知，忠的表现于外，就包括“言而有信”，“敬事而信”。而忠又是孔子反复强调的道德规范——忠、恕、让、孝四原则之首。对于人际关系，对于社会，忠有着特殊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去过多论述。我们单从“信”在待人接物、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重要作用，亦可以看出孔子强调“信”是慧眼独具的。

俗话说：“凡事信为本，一身到处宜。实心无处假，百行有根基。”从古到今，言而有信的人受到人们的欢迎、赞颂，其事业也得到人们的支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信”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道理就在于信可以明德，信可以诚，信可以树威。

以信明德。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他经常教导子女要诚实无欺，并以身作则。某天，曾参的妻子要去集市，儿子哭闹着要跟去，她就诓、哄孩子，说回家后就杀猪给他吃。等她赶集回到家里，一眼看到曾参正在磨刀准备杀猪，她忙问究竟。曾参说：“你不是对孩子讲好，赶集回来就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急忙劝阻道：“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哄住孩子，你怎能当真呢?”曾参对此颇不为然，说：“我们不能哄骗孩子，因为孩子时刻在模仿父母，现在你哄骗他，等于教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哄骗别人；而且当他知道你是为了哄骗他时，他就不会再信任母亲了，将来你如何教育他呢?”，最终曾参还是杀了猪，让孩子吃到了猪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儿子感到父母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父母的威信在孩子的心目中更稳固了，也使儿子懂得了做人须诚实的道理。

以信示威。春秋时期，晋文公一次准备了三天粮草包围原，并允诺三天不攻下原，便立刻撤军。到了第三天，原仍没有攻下，有人建议晋文公再观望一时，但晋文公说：“‘信’是立国的基础，也是人民的庇护所。即使得原而失信，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或许还可能因小失大”。于是，晋文公便传令三军依言撤退，三军欢呼雀跃以拥戴晋文公。

以信树威。战国时期，商鞅“徙木立信”以推行新法的故事，可算是以信树威、取信于人的典范。

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后来到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官），并具体负责掌管变法事宜。公元前359年，商鞅起草了一个新法令，新法令的主旨在强本抑末，奖励耕战，其条款主要是：

第一，在社会制度方面，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的旧氏族制度生活习惯。把相近的许多小乡邑聚为县，设令丞，制定行政体系的组织。废除旧氏族社会聚族而居的土地上的阡陌封疆，开辟为田亩。

第二，在内政方面，令民户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有奸人互相告发，不告发的腰斩；告发的与斩敌者同赏，隐藏的与降敌者同罪。民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加倍征赋。严分阶层秩序和尊卑关系；按照等级尊卑规定服制并分予田宅、奴婢。

第三，在军事方面，有军功的，按功受爵；宗室贵族非有军功不得享有“爵秩”。

第四，在经济政策方面，按田产多少征收赋税，划一各氏族部落的斗桶、权衡、丈尺。奖励生产，人民必须努力从事耕织，产量多的免除徭役负担。做小生意的或懒惰贫穷的都罚作官奴。

秦孝公看过之后，认为很好，就要下令执行。商鞅说：“主公先不要忙着下令。”秦孝公不解其意，商鞅解释说：“常言说得好，‘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必须先取信于民，让百姓知道我们说了话是算数的，新法一公布必须照着执行，只要百姓有这样一个牢固的概念，下一步就好办了。”

秦孝公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就说：“这事但凭左庶长主张。”

这一天，商鞅派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并令专人守候着。人们不知道城南门孤零零地立着一根光秃秃的木杆子有什么用，都围过来看热闹。过了一会，左庶长商鞅来了，他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本杆儿扛到北门去，赏黄金十两!”围观的人们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群中没有应声的。这也难怪，这是和官府打交道，谁知他们又要出什么花样，就凭这根木杆，扛上走这么点路，就能赏黄金十两?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说不定会找你的麻烦。人们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去没事找事。

这时左庶长又发话了：“怎么没有人扛?赏金少了?现在我郑重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木杆由此扛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人们听了，吓得直吐舌头。

人多了，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人群中有个好逞能的小伙子，心想：不就是扛一根木头拿赏金吗，即使拿不到赏，他又能把我怎么着，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挤到前面说：“我来扛!”他的话音刚落，一些老人就小声嘀咕：“初生牛犊不怕虎，逞这能干什么!”小伙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扛起木杆就往北门走。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都拥挤着跟在后面。

小伙子把杆扛到北门放下，左庶长商鞅走到他们面前，叫人捧过黄金来。商鞅拍了拍这年轻人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能听从朝廷的命令，按着命令办事，应当受奖!”五十两黄金送到小伙子的手上。小伙子愣住了，围观的人群愣住了，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只见商鞅提高嗓门说：“大家记住，朝廷命令的公布，一定会照办的。找左庶长说话办事是守信用的!”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到秦国各地。秦国民众都说：“左庶长有令必行，有赏必信，我们心里有数了。”

商鞅看到官府已经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于是请秦孝公下令颁布新法。

这则故事通常被称为“徙木立信”。本来，移木与变法毫无关联，但在这里却让商鞅巧妙地联系了起来。移木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但惟其事小，使众人确实感到现在的官府发令必行，重赏有信，既然今天能“赏不逾日”，以后也会“罚不还口”的，再也不敢把官府的告示当儿戏了。这样一来，商鞅就在社会心理上确立了民众对官府的信赖，也就为新的政策、法令的顺利推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新法令公布以后，秦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战士们在战场上打仗十分英勇，为个人私事打架斗殴的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了，投机骗钱的人和懒汉少了。没有军功的贵族失去了特权，不能再作威作福。立新功得到奖赏的人，感到分外荣耀。商鞅变法的成功，应该说与他的“徙木立信”的轰动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

诚实信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品格。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离不开这条原则。有一句老话说“成大业者必有大德”，你越是讲诚信，越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是成正比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成熟时，这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认为要获取更大的利润，就必须用欺诈手段或者不诚信的方式来获取，这恰恰是错误的。前几年南京冠生园发生了月饼陈年馅的问题，现在这个企业已经倒闭了，根本谈不上任何利润了。你本来想用这些手段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适得其反，到头来还是身败名裂。因此，你要长期在市场上做下去，就必须对顾客确实象上帝一样，要尊重他，要满足他的需求，要真正的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服务，才能开拓市场。

一定要以诚立身

【原文】曾子说：“吾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解析】曾子说：“我每天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办事没有尽心竭力吗？与朋友交往不讲信用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用心复习吗？”曾子所反省的这三件事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件事，即反省自己有没有违反“诚”这一准则，即对自己对他人是否诚实？

古代的贤人孟子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诚实，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的可贵品质，是做一个君子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正因如此，高允以诚立身，深为人们赞许。

魏世祖太武帝时，高允与司徒崔浩奉命一同著成《国纪》。高允以侍郎、从事中郎兼任著书郎。他精通天文历法，在著述过程中，经常匡正崔浩的谬误，令人叹服。当时，有著作令史闵湛等人乖巧奸佞，深得崔浩信任。见崔浩注释的《诗》、《论语》、《尚书》、《易》，便上奏章，说马、郑、王、贾所注述的《六经》，疏漏谬误之处很多，不如崔浩所注精微，因而请求将这些在境内流行的各家注述书籍统统搜集收藏，颁发崔浩的注书让天下人学习。同时请求世祖赐命，让崔浩再注释《礼传》，以使后生晚辈们能够真正领会其中的义理。有人抬轿子，大事吹捧，崔浩飘飘然不知所以。闵湛阿谀有功，崔浩心中有数，决不能亏待，上表推荐，称赞他有著述的才华。不久，闵湛又怂恿崔浩将其撰写的《国纪》全文刊刻在石碑上，立于交通要道，求永垂不朽，并借以彰明崔浩秉笔直书的事迹。

高允听说后，忧心忡仲，料知崔浩这样得意忘形，必无好结果。他不无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做所为，实在是岌岌可危，恐怕会给崔浩宗族召来永世大祸，我们也很难幸免。”高允料事如神，不久果然事发，崔浩因撰写《国纪》触怒世祖，被收押在审。

此时高允在中书省供职，恭宗已被世祖立为太子，曾由高允讲授经史，对他很敬重，见高允因参与《国纪》的撰写也将受到牵连，就设法救助。他派东宫侍郎吴延请来高允，让他留在宫内。第二天，恭宗奏明世祖，命高允陪同自己进宫朝见。到了宫门口，恭宗说：“现你我一同进见至尊，进去后我自会为你疏导，至尊如果询问，你只要依我的意思回答即可。”二人进宫面见世祖，恭宗小心翼翼说道：“中书侍郎高允一直在臣宫中，与臣相处多年，一向小心谨慎，臣对此十分清楚，他虽与崔浩共事，但位卑言轻，受崔浩制约，责在崔浩，请赦高允不死。世祖召高允进前问道：“《国纪》是否皆为崔浩所作?”高允答：“《太祖纪》为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纪》及《今纪》，臣与崔浩同作，但崔浩综理全面，事务繁杂，虽是共撰，其实不过总审裁断而已。至于书中注疏，臣所做多于崔浩。”世祖闻言大怒：“如此说来，你罪更甚于崔浩，岂能放你生路。”恭宗见世祖发怒，事情不妙，马上插话解释辩白：“父皇息怒，高允乃一介小臣，恐惧迷乱以至语无伦次。臣过去曾详细查问，高允都称《国纪》为崔浩所作。”高祖再问高允：“果然如太子所言?”高允面无惧色，从容作答：“臣才疏学浅，著述多有谬误，有违圣恩，又触怒天威，臣已知罪，罪该灭族。臣死在即日，不敢胡言妄说，欺蒙圣听。太子殿下因臣随侍左右讲授经学多年，可怜臣下，故极力为臣请求宽免，其实殿下并未曾问臣，臣也无此言。臣如实奏报，不敢隐瞒。”世祖听罢，怒气顿消，对恭宗道：“真是直言不讳!这也是人情所难，临死而不巧语饰过，岂不难哉。且为臣不欺君，告朕以实情，真是忠贞之臣。虽然有罪，也可宽免。”于是，高允得到了赦免。

世祖随即召来崔浩，命人请问，崔浩惶恐迷乱，不能应答，哪似高允，事事申说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这下世祖愈发恼怒，命高允拟写诏书，将崔浩以下，僮仆小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均满门抄斩，株连五族。高允受命草拟诏书，但他迟迟不肯写，世祖频频派人催问，高允请求再进见世祖，说明情况然后才好拟诏。世祖应允，高允面奏说：“崔浩获罪，若另有罪状，臣不敢多言，但若仅以此事论罪，罪不该死。”世祖一听，勃然大怒，命待卫将高允拿下。恭宗只得再次上前求情，世祖道：“不是此人劝谏，更要致死数千人。”恭宗与高允再不敢多说，拜谢退下。崔浩最终仍遭灭族灭门之祸，崔浩僚属僮吏也都被处死，但仅止于本人，不累及妻子儿女。著作郎宗钦临刑前，想起高允当时的预言，长叹一声：“高允有先见之明，简直是个圣人啊!”

事过之后，恭宗曾责备高允说：“做人应知道随机应变，否则多读书又有何益。当时我为你安排导引，你为何不依我言行事，以至触怒圣帝，雷霆万钧，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高允当时何尝不明白恭宗的一片苦心，但他自有一番道理，此时才告之恭宗：“臣是一东野凡夫俗子，本无意做官，不想被朝廷征召，沐浴圣恩，在中书省为官。自思多年来尸位素餐，枉享官荣，妨碍贤良，心中每每不安。至于说到史籍，应为帝王言行实录，是将来的借鉴，今日借此可以了解过去，后代借此可以知晓今朝，因此言行举动，无不一一记载，为人君者自然对此分外审慎。崔浩世受皇恩，荣耀一时，而辜负圣恩，以至自取灭亡，崔浩其人其事，确有可非议之处。崔浩以乎庸之才，而承担栋梁重任，在朝内没有忠诚正直的节操，退归没有雍容自得的称誉，私欲吞没了清廉，个人好恶掩盖了正直与公理，这些应是崔浩的罪责，至于其记载朝廷起居之事，评论国家政事得失，本是撰写史书的惯例，并没有过多违背。臣与崔浩共撰一书，同担一事，亦是事实。死生荣辱，不该有别，依理而言，臣不应有所特殊。今日获免，由衷感激殿下再生之恩。臣违心苟且求免，并非臣之本意。”高允一席话掷地有声，恭宗听罢，为之动容，又连连慨叹。

总观高允言行，始终表里如一，言行不二，不做投机取巧，阿谀奉迎、苟且求生的勾当，以忠直坦诚为其立身准则。人生在世，难得的就是这个“诚”字，更难得的是遇有风浪，生命杖关，仍能不变本色。封建时代，官场多是名利场，为争权逐利，为谋取高官厚禄，尔虞我诈，互相攻许倾轧，而吹牛拍马，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八面玲珑，在官场上更是司空见惯，见惯不怪。高允身在官场几十年，不管风云变幻，不计利害得失，坚持以诚立身，教人以诚，待人以诚，实属难能可贵，也使他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信赖和尊敬。

诚实，是为人处世的最宝贵的品质之一。以诚立身，虽然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吃亏甚至会得罪某些人，但从长久来看，必然会得到人们的信赖与尊敬。

知他人之所需

【原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解析】孔子说：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忧虑，应当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学生所传授的为人处世之道。这里的潜台词是：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也使别人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