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网

大力革新礼乐制度（第1页）

大力革新礼乐制度

唐太宗贞观初年，房玄龄和杜如晦召集一部分礼官和学士，对《隋礼》进行了修订。封建礼乐制度集中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是规范人们言行的准则，也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从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以来，历代统治者在建国后都会重修礼乐，唐王朝也不例外。唐太宗即位以后，把制礼作乐作为头等大事，力图充分发挥礼乐的社会功能，彰显贞观盛世的深邃文化内涵。

贞观七年，《贞观新礼》颁行天下，篇目与《隋礼》大致相同：吉礼六十二篇，宾礼四篇，军礼十二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共一百三十篇。初次修订的《贞观新礼》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加上围绕是否举行封禅大典，大臣争论激烈，意见纷纭。于是，唐太宗又命房玄龄、魏征、王珪等人进一步修订，同时召集一批著名儒家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棻、李百药等人参加。

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最后修成。《贞观新礼》共一百三十八篇，比贞观七年修订的新礼多了八篇。成书之后，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棻、李百药等都晋爵为子，可见唐太宗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与赞赏。

《贞观新礼》内容完备，既合乎人情，为百姓所接受，又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规范百姓的言行。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孔颖达等人根据风俗人情对三礼进行了变通，主要表现在吉、凶、军、宾、嘉五礼的一些具体规定和礼节上。比如在姨舅服制的问题上，按照古制，姨服很重，小功五月；舅服较轻，缌麻三月。

修订《贞观新礼》时，唐太宗提出，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不同之处，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于是，魏征、令狐德棻等就将其改为舅姨同服小功的规定，既坚持了古礼的原则，又有所变化。作为一世英主，唐太宗对于“礼”的见解不同于一般世俗的观点，他本人的行为也在遵循古礼的前提下，以比较开明的心态，做到了与时俱进。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生日那天，他心情沉重地对近臣诉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按照风俗应以生日为喜乐，宴请亲朋好友。朕此时却特别思念自己的双亲。如今，自己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想侍养父母，却再也不可能。从前，仲由侍奉父母时，自己吃糠咽菜，却为父母借米做饭。父母亡故后，便到楚国经商，拥有百万资产，成为富翁。子路很痛苦，因为想自己吃野菜而为父母借米做饭已经不可能了。父母生育我，多么辛苦啊，为什么在父母辛劳的日子里却要进行宴乐活动呢？这并不合于礼。”所以，唐太宗认为为自己的生日再去劳累父母，实在不符合礼法。他的观点与传统习俗相同，想法新颖别致。

避讳是礼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说来对帝王的名字要避讳。太宗即位后却对侍臣说：“前代帝王，活着时并不避讳自己的名字，周文王名昌，《诗经》中有‘克昌厥后’的诗句。鲁庄公名同，《春秋》中有‘齐侯、宋公同盟于幽’的记述。近代以来的帝王，妄自尊大，让人们避讳他的名字，于礼不合，应当改革。今后，官号、人名和公私之籍中有“世”和“民”字，只要两个字不连读，就不必避讳。”

唐太宗的这一态度，与那些为强调皇权独尊而强求臣民避讳，甚至因此而杀人的帝王相比，要开明得多。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敬直娶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王珪认为：按礼的要求，儿媳应该拜见公爹、公婆，即便是公主也应如此，我接受公主的参拜，不是为了自身荣耀，而是不使国家礼仪遭到破坏。

于是，王珪与妻子就位而坐，让南平公主参拜，并让公主手捧水盘，自己在水盘中洗手。而按照传统做法，历代帝王都强调皇权的独尊，与“皇”字沾边的都尊贵无比，皇子、皇妃也要受朝臣参拜。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没有认为自己的女儿受到委屈，反而称赞王珪做得对。并规定以后公主出嫁，都按此行礼。

礼仪制度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十分重要，魏征对此深有认识。他在《论时政疏》中就曾指出：“为国的根本，要看德礼，君主要保其地位，在于讲诚信，讲诚信就可以立于天下，百姓就不会有二心，德礼诚信，是立国之本。”

魏征提出，君主要以礼对待臣下，从而调整好君臣关系。他说：“君主能够遵守礼仪，臣下才能竭忠尽智，上下之间要相互信任，上不信下就没有办法指挥他，下不信上就不能更好地侍奉他，这是值得相信的道理啊！”

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话，贞观年间，君臣相互信任，约之以礼，出现了上下和谐的君臣关系。唐朝建国之初，首要的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音乐，典礼仪式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南北朝时期，由于种族与地域的隔阂，形成以“齐、梁之音”为代表的南乐与以“周、齐之音”为代表的北曲。

大唐的统一，打破了南北地域的界限，唐太宗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修订《大唐雅乐》的原则：打破南音、北曲的界限，融合南北乐曲，把南北音乐、胡汉之声熔为一炉，赋予贞观新乐以崭新的内容，体现天下一统的气势，让人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

在太常少卿、著名的音乐家祖孝孙等人的努力下，《大唐雅乐》制成，其中包括燕乐、清商乐、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这十部乐曲既可按曲演奏，又可随声起舞。《大唐雅乐》是我国各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它的出现，奏响了健康向上、天下一家的和谐乐章。

唐太宗不仅锐意改革原有的音乐舞蹈，而且还亲自创作改编了新的歌舞。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故地之后，庆贺胜利，军民载歌载舞，当时唱的歌叫《秦王破阵乐》，是表现李世民显赫战功的赞歌。

贞观六年，李世民进行了改编，使其变为雅乐，在殿堂演奏。唐太宗还向群臣解释说：“我过去受委派征讨各地，民间就有这支曲子，虽然没有文德雍容，但是我的功业是由此建立的，我不敢忘记这个根本啊！”

贞观七年，李世民又亲自设计了一张《破阵舞图》，请著名的音乐家吕才担任艺术指导，按图教练乐工一百二十人舞蹈，舞者身着戎装，象征车骑与步兵相间，往来击刺，还以乐队伴奏，歌者伴唱。另外，还请魏征、虞世南等人改制歌词，更名为《七德舞》。七德典出《左传》“舞有七德”，意为发扬武功圣德。

贞观六年九月，唐太宗亲幸诞生地武功别馆（已改名庆善宫），赏赐乡里父老。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不禁赋诗十韵，表现对故土的怀念和胜利的豪情。不久，吕才为这些诗谱曲，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还挑选六十四名身着盛装的儿童，伴着优雅的乐曲，翩翩起舞。《功成庆善乐》的舞步轻缓雅致，与《七德舞》一文一武，对比鲜明，象征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唐太宗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也颇有见地。他和群臣就音乐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齐王却作《伴侣曲》，过路的人听到后，莫不悲哀，称其为亡国之音。由此看来，国家兴亡，与乐有关。”

唐太宗反驳说：“不然！声音并不能改变人的行为。同一首乐曲，

欢乐的人听到后感觉喜悦，哀愁的人听到后感到悲哀，悲哀和喜悦在于人心，并不在于乐曲。将要灭亡的政权，人心烦恼，苦怒相感，听到后自然悲哀，乐曲悲哀能使快乐的人也悲哀吗？如今，《玉树**》和《伴侣曲》还存在，朕能演奏，诸位听到后，肯定不会悲伤。”

魏征说：“乐在人和，不在音调。”

唐太宗非常赞同魏征的见解。“乐在人和”的思想，正是对音乐艺术社会作用的理解，强调“人和”是“乐和”的前提，体现了贞观君臣的民本思想。

一天，主管音乐的官员张文收建议修改太乐，唐太宗不同意，他说：“乐本来是因人而言，人和则乐和。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即使制作出多么优美的音律，也听着不和谐。如果国内安定，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用修改太乐。”

贞观七年，唐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乐工表演《秦王破阵乐》，该乐表现的是唐太宗做秦王时击破刘武周的故事。

太常卿萧瑀对唐太宗说：“《秦王破阵乐》在全国表演十分普遍，然而对于当年击破刘武周的英雄气概表现得还不够充分，应当让乐工生动形象地表演出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被擒获时的狼狈形态，展现艰苦卓绝的战争场景。”

唐太宗不同意，并解释说：“当年天下未定，群雄并起，朕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得已才领兵征战，民间据此内容编成舞曲，国家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然而，舞曲雅乐的内容，只是当年战争的一个大概，如果表现得十分具体，容易联想到具体的人。朕现在的许多文臣武将中，不少人以前都是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的部下，如果让他们重新观看当年被擒获的形象，势必会引起他们的痛伤，所以不能更改。”

萧瑀听后，连忙承认考虑欠周全。其实，如果真像萧瑀所说的那样去表现唐太宗的英明决策和敌人的负隅顽抗，倒是能很真实地表现唐太宗的盛德、神威和武功，但却会使君臣关系蒙上阴影，不利于君臣之间的“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