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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二十岁的宋神宗四十岁的不惑心（第1页）

第十二章：二十岁的宋神宗，四十岁的不惑心

一、濮议之争，传统规矩与人伦道德的冲突

王安石居丧江宁，三年讲学生涯。在此期间，老王的思想风靡一时，以他为核心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干事，这批人才是日后熙宁变法的中坚力量，主要有王雱、陆佃、龚原、蔡卞等等，这些人比较有来头。王雱，字元泽，他是老王的大儿子，年及弱冠，已然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老王那点儿优秀基因完全体现在他身上，小小年纪已著书万言，思想特立独行，大有乃父之风。

陆佃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两汉经学在北宋早已没落不堪，能够成为著名经学家可见学问很深。他的名声不是很响亮，但陆佃有个很厉害的孙子，名叫陆游。龚原也擅长经学，他是王安石的妹夫。蔡卞，字元度，大有来头一人物，是老王的二女婿，他大哥比较有名，就是徽宗朝六贼之一的蔡京。

王安石暂且在江宁居丧讲学，朝廷中再一次爆发了政治风暴——濮议之争。

老王不在朝，这场斗争他没有参与，即便是他在京以他的性格估计也不会去参与，因为在我们看来那的确是件无关痛痒的事儿，但在宋人眼里道德名分远比生命更重要。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名分自然是第一位的，它是社会各个阶层最高的精神指引，没有什么比道德名分更令中国人注重的。宋代濮议之争、明代大礼仪之争，都说明了道德名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在韩琦等宰执的努力下，曹太后还政于宋英宗。

宋英宗赵曙亲政半个月的工夫，给宰执韩琦等人抛出了一个难题：应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赵允让？给亲生父亲该上什么样的尊号。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是皇家问题关乎到了人们最为重视的道德名分，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宋英宗赵曙与宋仁宗赵祯两人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谱系关系如图所示。

宋英宗赵曙从小寄养在宫中，最后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帝国接班人。他与宋仁宗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民间说的过继。然而他的身份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确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想要合法合理只能认宋仁宗为生父。这样一来，矛盾出现了，他的亲生父亲怎么办？如果不认宋仁宗为生父则有违人伦秩序，如果不认宋仁宗我生父则皇位继承不合法，纠结点极为明显。明代嘉靖皇帝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弟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群臣产生了名分礼仪之争，时间远比宋代濮议之争更为长久，规模更大，牵涉更广，前后长达三年。

宋英宗抛出了这么个棘手的问题，让群臣讨论，没想到掀起了一股长达十八个月的政争。

这事该由太常礼院负责，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本着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没人吱声。第一个上奏的人竟然是皇家博物馆管理员，天章阁待制司马光：“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贻讥后世。①……”

司马光代表一部分兄弟对宋英宗赵曙如何称呼他生父的问题上，首先表了态度。历史上是有理可循的，帝王由非嫡系旁支入承大统的，把自己的生父母尊为帝号，最后贻笑大方，闹得丢人现眼。所以，司马光等人一致认为要认宋仁宗为生父，确定皇位的合法性。那么该如何称呼生父呢？翰林学士王珪拟定了“皇伯”，让宋英宗管他生父叫大伯。

一石激起千层浪，司马光、王珪等人的建议得到朝野上下多数官员的赞同和呼应，吕大防、范纯仁、贾黯、范镇等，大家纷纷表态应该叫“皇伯”。其中，折腾最欢的当属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次上书。这些人每一位都大有来头，绝非泛泛之辈，他们是帝国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代表了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如吕大防，永兴军路京兆府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人，其后哲宗朝的宰相，与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被称之为蓝田四贤，为张载关学的中坚力量，只是张载死后他们投奔了二程的洛学。再如范纯仁，亦是哲宗朝宰相，儒学复兴先导范仲淹的次子。老范家哥儿四个范纯佑，范纯礼，范纯粹，均在中央要职工作。

支持司马光、王珪等人意见最为激烈的吕诲也有着显赫的背景，他是太宗朝名相吕端之孙。

吕端给人的感觉稀里糊涂的，别人坑他害他，他也不计较。宋太宗提议他任相，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宋太宗说：“端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故史上有“吕端大事不胡涂”之美誉。官场诡谲，难得胡涂，其实吕端有“大智”，只是以“若愚”示人罢了。至道元年（995年），吕端继吕蒙正后为相，没干几年提出了辞职，因为他发现了个更狠的宰相，就是时任参知政事的寇准。寇准年龄上小吕端二十六岁，通过国家正规科举考试考上来的，苗正根红。吕端是通过恩荫上来的，总感觉矮人一截，遂让位于寇准，力辞相位。宋太宗去世时内侍王继恩密谋废掉太子，另立君王。吕端发觉王继恩的阴谋迅速处理，奉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王继恩等遂被贬逐。宋真宗继位后，每见吕端肃然起敬，不直呼其名，叫吕端为“小子”。

此外，吕端声名远播，曾两次出使外国，名声达于国际，虏主特别敬重。因此，虏使出使大宋总要替他们主上问一句：“吕公当丞相了吗？”正所谓富不过三代，到了吕诲这辈儿吕端这一支脉没落了。吕诲除了会上上蹿下跳之外，就剩下混吃等死起哄了。其实，濮议之争只是个小花絮，其后的熙宁变法才是吕诲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刻。

有人支持必然有人反对，韩琦、欧阳修、蒋之奇等坚决反对宋英宗称呼生父为“皇伯”，不能因为当皇帝而连亲爹都不认了。皇帝是天下道德观察的焦点，如果称呼生父为“皇伯”，试问有什么资格为天下道德之典范？可以不给生父上尊号，最低起码也得叫“皇考”吧！欧阳修一语中的，直截了当地戳到了问题的软肋。这即是传统规矩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冲突，像这样的冲突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官方有民间亦有。

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名分之争时有发生，看似虚无的、飘渺的、甚至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却是我们只得捍卫的东西。道德价值已然渗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某些时刻它高于法律、高于生命、高于一切。在科技发达的时下社会里，经济迅速地发展颠覆了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以道德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盖因今天我们的道德已然沦丧殆尽。

二、宋代文官的五大为官通病

双方各执一词，事情愈闹愈大，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到了曹太后那里。曹太后比较靠谱，什么宗法制度总归要以人为本，如果当了皇帝连亲爹都不认，那么皇帝的人品值得怀疑。曹太后下达一道圣旨：“准皇太后手书，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②。”由欧阳修草拟诏书。曹太后这位强有力支持者的裁夺，使得濮议之争总算尘埃落定。

以吕诲为首的一小戳积极分子仍然不安分，继续上疏。宋英宗对这一尴尬局面表示无奈，他也很头痛。大臣们不管怎么说目的只有一个，那都是尽忠为了新君好。这点人情往份宋英宗赵曙还是懂得的，所以在处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上面下手较轻，基本上是调到地方暂避风头，等风波过后自然会调回中央。即便是处理了他们三人还是有官员为他们鸣不平，争那个至关重要的名分问题。

这回，宋英宗却令大家失望了，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赵曙驾崩。

老天在宋英宗身上开了个玩笑，从小寄养在宫中等待多年终于继承大统，结果仅仅干了四年挂了，成了宋仁宗和宋神宗北宋两位优秀君主之间的短暂过渡。执政期间最著名的是濮议之争，此外没什么可叙大事，任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维持仁宗以来北宋社会积弊的状态，倒是有种改革的魄力，无奈早早地离去，这个宏伟的愿望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即宋神宗，一位很有种的年轻领导。

濮议之争的余波仍在继续，有人哭有人笑，多数官员一致赞同的吕诲等人败下阵来，欧阳修在此事件中力争，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打了一次以少胜多的翻身仗。没过多久，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宰执，晋身中央最高权力决策层。另一位宰相韩琦，两朝元老，根正苗红，谁也动不了。在濮议中获得利益的欧阳修大家还是可以动一动的，那个突破口即是殿中侍御史蒋之奇。

濮议中蒋之奇站在了韩琦、欧阳修阵容，因为道德价值观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然而很快副作用出现了。韩琦在朝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欧阳修是老愤青满朝仇人一大堆，没想到因祸得福升任参知政事。蒋之奇反观自己，似乎脑子短路跟着瞎掺和，这不单单是争个名分的问题，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蒋之奇害怕了，害怕支持吕诲的官员背后鼓捣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无论是明的暗的官位相对低微的蒋之奇承受不起，所以他选择了反戈一击，向所有人表明他与欧阳修划清界限。

蒋之奇狠狠地参了欧阳修一本，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弹劾官员最有力的武器当然是道德污点。蒋之奇向宋神宗状告欧阳修生活作风大有问题，竟然与儿媳妇通奸。帝国副宰相有道德污点，绝非小事一桩，关乎到了帝国的颜面及利益链。

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娶的是三司盐铁司副使吴充的女儿，弹劾欧阳修势必牵连到吴充，官场中极为常见的进攻手段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如果欧阳修被干掉，亲家吴充下场也好不哪儿去。欧阳修、吴充三次上疏强烈要求宋神宗追查到底，还他们一身清白。

宋神宗即位时年及弱冠，政治经验已然颇为老练，对此事抱着怀疑态度。下令严查，一查不要紧，严肃地弹劾事件源起于一场闹剧。蒋之奇这面有御史中丞彭思永作证，欧阳修一面激励反对，并且强烈抗议。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需要领导出来裁夺。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天章阁待制孙思恭为欧阳修极力辩护，说老欧与儿媳妇有染纯属无稽之谈。老欧一把年纪的人了，人老了特别注重名节，尤其像欧阳修这种有建树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宋神宗综合了众人意见，当面质问蒋之奇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蒋之奇说：“我是听彭思永说的。”

再问彭思永，他没辙了，只好承认：“我是道听途说的。”

谣言真假难辨，混淆视听，它的产生有着极强的目的性。

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亲戚，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估计收受某官员贿赂，在朝中举荐，保举其人升官。他这一不耻的行径被朝中大臣弹劾，在铁证如山下，薛良孺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罚。其实没多大个事儿，所以中书宰执要看下欧阳修的态度。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欧阳修说话了，文坛领袖的面子大家还是会给的。哪知道欧阳修来了个大义灭亲，上疏称不能因为裙带关系使薛良孺逃避处罚。宰执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薛良孺被免职。

薛良孺越想越气，到底是不是亲姐夫，没见过这么办事儿的。不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落井下石。愤恨当头的薛良孺丧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的谣言，散布于市。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副宰相欧阳修的花边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受益颇大，早有人看他不顺眼，无奈没有合适的进攻时机。恰在此时，欧阳修祸起萧墙，给了反对他的官员一个强有力的借口。集贤院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多有摩擦，两人老早结下了梁子。刘瑾有意无意地在监察御史官员面前散布欧阳修的花边新闻，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把谣言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一见机会来了，决然地反咬一口。

事情水落石出，宋神宗还给欧阳修、吴充一身清白，对事故责任人彭思永、蒋之奇赶出中央，贬官到地方工作。

宋代因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制，对犯错误的官员处理上较为温和。

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是贬谪，譬如蒋之奇属于贬谪降职处理，错误程度算是轻微的，严重的削职为民，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是编管，即编录名集进行管制，相当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反省，适用于犯了大错误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这部分官员在编管地点统一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朝野进入仕途，一是看反省的态度，二是祈祷皇帝赶紧驾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态度好点的估计有戏。最严重的是流放，被流放的官员并非犯了弥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团斗争的必然结果，譬如文坛巨星苏轼晚年被流放岭南。

经过濮议之争、欧阳修事件等等，还有以前及以后的各种事件，充分暴露出了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执政通病，大致归纳为五个特点，这五点文官通病贯穿两宋三十一九年，乃至直到今天，政府公务员的身上仍有宋代士大夫的影子。

宋代文官的五大为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