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当我要离开麦克的时候,我也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那边,白天我就一直等着再回到他的身边去。几个星期后,他的母亲同意让我白天也可以偶尔过去看他。我鼓励她到外面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接受了。我发现麦克是我们镇上“野牛比尔”球队的狂热球迷。我们看他们在电视上比赛的时候,他显得相当兴奋,我很快地也变成了比尔迷。我打电话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几天之后,其中的一位球员就来探望麦克了。那天下午他们聊得很开心,还照了一些照片,我们后来还将这些相片做成海报。
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麦克在电视上看到了芭芭拉·布什夫人。他说:“她看起来像个慈祥的奶奶。”我便写信给布什夫人。后来,当信封上印着白宫的信寄来时,麦克真是看得目瞪口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写信给总统夫人这件事,因为我担心她不会回信,可是布什夫人的回信却是既温馨又充满了关怀与鼓励,我们把信给镶了起来。麦克告诉过我许多次,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拥有他妈妈、他的朋友和我。可是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幸运的人。
我征得他母亲的同意,让麦克也可以在我家待几天。我想把他带到我的大饭厅去,这样他就可以从大型单片玻璃窗看到屋外的景色了。我叫来一个收购二手货的商人把饭厅的家具带走。麦克不能坐起来,我的药剂师借给我一张病床,肌失养症协会则给了我们一张可以调整姿势的轮椅,这样麦克就可以躺下来了。
我们的牧区牧师几个月前为麦克施洗,我也很荣幸地成为麦克的教母。我把麦克安置在轮椅里,然后推他走过半条街到教堂去。我把他安置在祭坛附近。神父说:“我们一直在为麦克祷告,现在他终于来了。”麦克说,他从来也没看过有人在教堂里鼓掌。那天教堂里真是掌声如雷。
在回家的路上,麦克对我说,他现在可以快乐地死去了。他并没有死去,却反而长了两公斤。麦克喜欢所有的人,他从不发牢骚,而且总是面带微笑。他跟我说,他一直想要成为足球队员与警察。他唯一的遗憾是他妈妈不能抱孙子,他是独子,而他妈妈的两个兄弟也都死于肌失养症。
麦克过17岁生日那天真是喜气洋洋。他的亲戚朋友和我请来了一个人,穿着大金刚的衣服来娱乐大家。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麦克收到了许多礼物,也笑得很灿烂。麦克问我们,他18岁生日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人来跳肚皮舞。可是在麦克18岁生日来临前的两个星期,他便去世了。
终生教训
我到多年以后才领悟到毕阿图斯神父给了我一份更重要的礼物,就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这教训可见之于他装简陋水轮时的耐心、他对修道院规则深明大义的服从,他只是随遇而安,尽量做到最好。他既不顽抗无法预测的现实,也没有被它们击败。他的天才在于顺应当时情势。
不论命运眷顾你还是作践你,你生来就是为了胜利。
我去阿尔卑斯山里探望姑母海尔嘉的那个夏天,刚满十岁。我在瑞士北部我的家乡巴塞尔登上火车,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欣赏掠过的风景。没多久,火车已到了深山,向上攀行。瀑布从高耸入云的悬崖奔腾而下,山羊遍野。最后,火车到达姑母住的狄森蒂斯村,村庄四周尽是覆雪的山峰。
离开家人到陌生地方做客很新奇刺激,不过有时我也觉得寂寞,这时候我就会走到海尔嘉姑母家附近那条寒冽、浪花翻滚的小溪去解闷。
一天早上,我拾了些木材,钉成水轮。水轮的叶片用薄板造成,钉在木杆的两端削了一条圆形凹槽,那样木杆就能稳承在两根树枝的丫叉上自由转动。
我把水轮装在一处沙底水道的尽头,溪水就在那里落下浅潭。但是水流的速度令我伤透脑筋,不是太急把水轮冲到下游,就是太慢推不动水轮。
就在那时候,我注意到站在岩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修士。他的出现使我吃了一惊。不过看到他的黑僧服和剃光的头顶,我也没有感到太意外。在乡村里常常都会碰到修士,离小溪水不远就矗立着狄森蒂斯修道院,那是瑞士最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
我当时是个自负的孩子,一心要让这陌生人见识一下聪明城市孩子的本领。我继续用冻的手指装置水轮,但是水轮却坍塌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修士爬下山坡走到水道旁边,蹲下来踏进溪流。他非常有耐性地用细沙和卵石筑起一道防堤,然后把水轮插进小溪里。
但是小机器还是不听话。他皱皱眉头,伸手探进僧服衣内的袋里摸索,掏出一把有闪亮蓝柄的小刀。它似乎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妙工具。
修士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打开摺刀,削宽了轮轴上的凹槽,并且把它修平滑,然后他把水轮装在支架上。水轮终于转动了,浸在倾泻而下的小溪里,溅着水花,愉快地发出咔哒的声响,一板一眼的像个节拍器。
“别客气,”他答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又请教他贵姓名。
“毕阿图斯神父。”他回答。
我们闲聊着,大谈水轮。接着他邀请我去他的家狄森蒂斯修道院看看。这可真够新奇刺激。对一个信奉新教的男孩来说,天主教修道院使他联想到戴兜帽的修士、阴暗的走廊和冷冰冰的斗室。而尤其令我想象到的是静寂,深沉的静寂——一想到这,就能把一个活泼的十岁男孩闷死。
可是这个人很友善,又能像木匠那样削木头、像工程师那般筑坝,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自在安心,因此我接受了邀请。
我对四十年前那个上午所看到的一切,记不得多少。只记得我们穿过一道高大木门进入修道院,然后穿越大鹅卵石铺的院子。左边是教堂,一幢有两个高耸尖塔的雄伟建筑;正前方是宿舍,庞大、坚固、静寂。我们爬上宽阔的花岗石楼梯。石阶经过许多世代修士的践踏已经磨损,而且擦得几乎成了白色。光从走廊一边的古老窗子射进来,走廊的另一边是一排排的房门,门后似乎藏着重大的秘密。
最后,我们来到毕阿图斯神父的居室。他打开房门,我看到的令我很惊讶。阳光射进有瓷砖壁炉的大房间。书架高达天花板,狭窄的**铺着一条被子。能令我记起这是修道院的,就只有装了十字架的祈祷壁龛和香炉散出的芬芳。
不过,还有一件事──一件奇怪得令我张口结舌的事。毕阿图斯神父有两架钢琴,不是一架。“我爱音乐,”他解释,“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保持安静,因此,我装了这个特殊的乐器。”
他走到其中一个键盘前面。“这个是电动的。我可以把音量调低,然后尽情练习。”说完就坐下弹奏起来。琴声只勉强可闻,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听来好像远方的天使在合唱。
下午时分,钟声召唤毕阿图斯神父去做他的分内事。他答应晨间散步时来找我,那个夏天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他告诉我他是学者,专门研究语言。他的专长是罗曼什语,那是德语、法语和意语以外在瑞士通行的第四种语言。他常常挑灯夜读,钻研古籍,找寻这种语言的蛛丝马迹。保存罗曼什语就是他终身的工作。
不过他最爱的还是音乐。他提及的事之中,最奇妙的是一项计划,能把他这两种兴趣结合在一起:他已经重新编就一台拉丁语弥撒,唱诗部分则用罗曼什语。两个星期内弥撒就会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
我说要问过姑母。她非常兴奋,于是我们就穿了最好的衣服去参加弥撒。
仪式的华丽场面最受人注目。教区主教亲临修道院主持弥撒,参加仪式的还有穿了彩色法衣的教士和辅祭。他们在祭坛附近聚成夺目的画面,高唱毕阿图斯神父抢救下来的古代赞美诗。
那个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山间散步时,我问修士他名字的意义。他解释,他是领受了神职的教士,所以叫“神父”,而“毕阿图斯”是拉丁文,意即“快乐”。我想,对这样一位宁静恬淡的人,这个名字取得再好也没有了。
临别时,他给了我那把我曾经羡慕不已的蓝柄小刀做礼物。我把它深藏在裤袋里,然后朝我们初次相遇的小溪跑去。此后我再没有看到过毕阿图斯神父。
回到家,我把小刀珍如拱璧。不过任何东西都很难永保不失,尤其是在一个男孩的口袋里。一时粗心大意,就失去了把我和那位特殊朋友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
我到多年以后才领悟到毕阿图斯神父给了我一份更重要的礼物,就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这教训可见之于他装简陋水轮时的耐心、他对修道院规则深明大义的服从,他只是随遇而安,尽量做到最好。他既不顽抗无法预测的现实,也没有被它们击败。他的天才在于顺应当时情势。
从那架电动钢琴可见到毕阿图斯神父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一方面接受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又设法使这些规律不影响他达到目标。正像水轮在混乱中得到秩序一样,毕阿图斯神父在静寂之海中得到了音乐。
连他的名字也包含着这种人生观,它反映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选择快乐的。凭他四十多年前那个夏天所说所做的一切,毕阿图斯神父使我明白到,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我们要幸福,最终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