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女子很能吃苦。在家里,起得最早的是她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还要给大人小孩准备吃的喝的,好让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自己有工作还得和他们一同走出家门;劳累一天之后,回到家里,赶快做饭,侍候老的,招呼小的。随后洗衣拖地,准备第二天早晨的饭菜。稍有空闲,看一会电视时,还不忘织着毛衣活。农村妇女,下地干活,她们也不比男的差。除了那些重活苦活累活力气活,她们几乎都做。陕南的妇女,下地插秧,上山打柴,样样都干;关中的妇女,拉车、割麦、浇地,也是样样能来;陕北的妇女,也一样,拾柴、揽羊、割谷、打场,没有她们不做的。在家里,做饭的是她们,但吃在最后的也是她们。
确实,正如有人说,陕西媳妇生活太缺乏浪漫和幻想了。这也难怪,封闭的环境,传统的教化,生活的压力,是她们过早的收束幻想的翅膀,只知安分守己,以勤补拙,节俭持家。
作家何尺在《中国美女地图》中这样说道:
在这片受传统浸润的土地上,生出些卓然不群的女子是很自然的事情。自古这片土地上就不乏美丽的姑娘,她们温柔内秀、端庄贤淑,与男人刚柔相济。貂婵是陕北米脂人,褒姒是陕西汉中人,留下了“烽火戏诸侯”的典故。还有罗敷,即那位让挑担的、走路的都驻足侧目,沉浸在忘情状态的秦代的村姑。
西安的女子有一种尚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生气息。这里的女子安静恬淡,柔媚可人,虽然不是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语都能明白地显出气质来,可她们总能先让人一楞,随后又让你感到一种真情与气韵的随意流露,这里的女子生得柔媚,生得艳丽,就像一群刚出山林的小牡鹿,怯生生的娇羞中又带着野性的大胆,无所顾忌地走动着谈笑着,完全无视都市女子的矜持,只管鲜活生动地表现自己。这里的女人爱美,懂得美在自然和气质,所以西安的女人稍稍装扮一下便能自成一格,并不显山露水但山水之韵均在。她们在与人接触时,不善于使用眉眼传送温情,却能给人以无尽的典雅和庄重。正如花香得浓了,让人疑为妖冶,花没了香气,让人觉得无味;西安的女人气若幽兰,徐徐地袭来,沁入你的心脾肺,让你忘她不得。
西安人饮食口味偏重酸辣,女人更是如此。醋吃得多据说可以美容,所以西安女人的肤色比较白嫩。西安的女人爱美,但极少有人去健身房举杠铃,多数人喜欢健美操、木兰扇,但最简捷的办法还是靠节食来减肥,靠美食来保养。女子的姿色实在是与生俱来的一笔财富,而西安女子便是古城的宠物与精灵,是名地名城一道不朽的风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秦腔高亢激越,信天游悠远单纯,都反映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为人朴实、温厚豪放。西安女子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而是始终遵循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她们表面温柔顺从,内心却刚烈,炽热如火,并且轻易不受外界的**。如果给她们讲深圳是多么多么的现代化,美国是多么多么的富有,哪怕说得巧舌如簧、天花乱坠,她们亦未必在乎。在这里,主动搭讪的男子很难博得西安女孩的好印象。“四大天王”在西安算不上什么,而推崇崔健的女子却比比皆是,她们以自己青春的眼睛打量着人生舞台,她们尽力在自己的人生中透露出一种巾帼豪气。
自古这里就不乏女中英杰,宋代名将韩世忠夫人梁红玉擂鼓破金车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被搬上舞台久演不衰。另一位巾帼英雄花木兰,被认定是延安人。如今延安的万花山下,还有这位女英雄的陵墓和她曾经跑马射箭的演武场。这位代父从军的奇女子,颇能代表我们民族的以国家为重的胸怀与境界。在法门寺,你会看到明代告御状的民女孙巧娇用双膝在石头上跪出来的石窝,那种刚烈的脾性,代表着陕西女子顽强不屈的品格。这种性格至今依然在西安女人的身上流传,成为她们刚烈、炽热如火的一面。倘若西安女人的幸福无端被人破坏了,她们便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西安女人的顽强不屈的品性,使成功的西安女人比比皆是,她们靠的往往不是美色,而是三分强悍七分本领。
历史上,陕西的才女似乎不多,但也不乏灵秀聪颖之人。女才子薛涛就是陕西人。薛涛琴棋书画无有不精,还留下名满天下的“薛涛笺”,把自己的思念和感情表达得那样完美,那样经典。
对于多数西安女人来说,“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伺候丈夫孩子公婆,兼财务采购炊事清洗,传宗接代,任劳任怨。
西安女人从小都有极好的家教。女孩子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便将家教和文化的内涵融在了美丽和典雅中,塑造出一种无法伪造的高贵的气质。西安的女人和西安的男人一样是直肠子。她们看杂志不愿看低级庸俗的东西,爱看菜谱和服装书。工薪层的女人心疼丈夫做得累,总是幻想着能为夫分忧。
西安的女人把孩子视若生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孩子若爱丹青便请名画家做导师;孩子若爱音乐,便八千元一万元地给孩子买钢琴,为了孩子,西安的女人操尽了心。她们少年时给父母争气,出嫁后为丈夫分忧,老了为儿女操心,堪为女性之楷模。娶这样的女人会幸福一生,她们也因其付出而值得人们去爱。
举世闻名的关中文化
说到关中文化,人们第一个想到的莫过于秦始皇兵马俑!
自从秦始皇兵马俑被发掘出来之后,众人惊讶世上还有如此之杰作,在西北高原的荒漠上,在小小的临漳,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参观者将田埂踏成了小路,不过多日又将小路扩成了大道,又没多久,那里就变得大道纵错交横,并向四方散射。不论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都惊叹兵马俑的工艺之美,英法德日等国家的首相也都慑服在始皇的威严之下。突然有一天,一个参观着说道:秦俑的相貌多像关中人啊!众人才顿时醒悟,于是出来看关中人民,果然是极像:都是大个子,并且前额突出饱满,眼眶深陷,眉骨隆起,鼻阔近于嘴,腰长过于腿。不禁叫好。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绘画艺术上便有了“描关中人容,临始皇兵桶”的说法。而关中人并不反感这个结论,反而觉的是种光荣,纷纷开店建馆,成立什么学术研讨会啊,创办什么艺文报刊啊,皆改“陕西”为单字“秦”,一字竟重有千斤之重。
其实秦只是陕西的一部分,过去有秦川之称的,指的是从东部控关始,沿黄河之东南岸,逆渭河而西行,经渭南地区华明、华县、大荔、合阳、韩城、白水等13个县,又经咸阳地区高陵、三原、经阳、周至、户县、兴平等12个县,到宝鸡地区武功、扶风、岐山、凤翔、眉县、千阳等11个县。这是一个800里的黄土积壅平坦富饶的狭长谷地。自盘古以来,这里的黄土就是养人的,物转星移,日月经天,往来升降,穷万物之哲理,是长江经过的地方,洪纤巨细,尽万物之情态,故是华岳崛起之地,古语说: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根野漫流,所以其中以白杨最为多,枝叶紧凑,直而不弯,故大蒜生紫皮,辣椒吊长线,就连四川的都不能与之相比,所以有黄牛大如骆驼,毛驴叫声赛雷。陕西的万物由于地面辽阔而变得粗广,人又是万物之首,于是就形成了向外扩张的民性,走遍八百里,所见到的村庄,都是以黄土筑墙,墙高且檐宽,房与房之间并不对称,横七竖八都随其自然,但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有一丈二丈的出路,路和路的交岔处,有白杨高耸、黑榆遮荫,远远的看过去,并且自己是蹲卧在蓝天之下,黄土之上,听这鸡鸣狗咬,驴嘶马叫的声音,看着人们急急行走的样子,享受着安闲,每当清晨雾起的时候,或者是日近黄昏,夕阳西下的时候,有父亲呼唤儿子的,也有女儿喊娘的,先必是“喂”的长音,有的长达数分钟,而到了结尾之处才极快吐出要呼喊的主要内容,于是间,声音此起彼伏,甚至十里八里都能听到呼应。
世间有“吃五谷长大”之说,但是关中人除了这五谷之外,还不能缺少的一样就是酒,他们的生命里不能没有酒的维持。山西汾酒虽美,但他们嫌太甜,四川老窖虽香,但他们嫌太绵,贵州茅台虽淳,但劲头太后,他们最嗜好的是“西凤”。西凤酒产自凤翔柳林镇,味辣性烈,外地人一杯便可红脸,二杯就要头疼,三杯下肚,便醉为烂泥,名副其实的“三碗不过岗”。但关中人从乡到镇,从镇到城,农民、工人、职工、干部,大凡红事、白事、聚朋、会友,所办酒席上,必备西凤,无西凤者不为宴。喝将起来,七人八人,十人二十人,又三杯巡过,再打贯官,酒令五花八门,动作痛快豪爽。善饮者男人有之,女人亦有上,而且女人不喝便罢,喝则不可收拾,常在酒席之中杀出,横扫满座。以酒论英雄,不管地位、身份、性别、长幼,尽显天性。更有平日,有的能吃菜喝酒,有的无菜而喝,有的喜静坐独饮,有的爱聚众合饮,有的可一盅一盅悠悠来,有的则大碗仰脖而尽。善饮酒却又绝非酒鬼,人们不会借酒发疯,所到之处,宾主无间,坐列有序,真率简约,言谈举止忘形适意。那些个醉烂如泥而笑骂无度,为酒吵闹耍无赖,都是一些饮酒的下流层次,一向为酒场上不足挂齿。
喝西凤,吃泡馍,唱秦腔,这便是关中人的形象,八百里的秦川形成了独特的风尚习俗,风尚习俗又影响到这块土地上生养将息的人民。于是乎,这是一块产生英雄和建立英雄业绩的土地,从古以来,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历史上最强盛的周、秦、汉、唐,将这里的武威推到了一个极致。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这也是关中人种的伟大贡献。至今在世界上一提起关中,谁的脑海中不浮现出一个雄壮的画面:东有渲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金锁关,威威乎白天红日,****乎渭水长行,朔风劲吹,大道扬尘,古都长安城地完整,广漠平原皇陵排列,断石残碑记历代名胜斜埋于田埂,秦砖汉瓦散见于农舍村头常搜常有。关中大地真是中华历代兴邦立业之境,关中百姓真是中华民族刚强武威之种。
但是,天下之事是一兴一衰,唐才子王维也曾有诗:“行到穷路处,坐卧看云起”,关中正是如此。自周秦汉唐以后,这里便每况愈下,一座庄严的保存完整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古城长安,便渐渐失落了它的风采。结果,封建王朝就东迁北移,从此留给这里的是一群天龙地风的陵墓,和一种民众强悍的遗风。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三十多年,这块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批批关中儿女走到了历史的潮头,他们成为功勋昭著的将军,成了名垂青史的英雄。但是,不能不看到这块土地毕竟却落后了中华别的地面,长期以来,伟大的“长安”竟成了“保守”的代名词。曾几何时,人口拥挤的四川发达了,水旱相侵的河南发达了,长高粱大豆的辽宁发达了,贫困不堪的安徽发达了。而关中,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则虽未落入龙尾,但绝无出人头地,不上不下不左不有稳稳妥妥可可怜传守一个中流。究其原因,当然可以列举无数,但也正如一只雄鹰被关在笼里,日夜向往云天,但一旦放其出笼,长期的有吃有喝的舒适的笼中生活,则使它翱翔的翅翼变软了,不能高飞了。关中辉煌的历史,使这块土地得以炫耀,关中祖先的勤劳、勇敢、威武、争胜使这块土地富饶丰盛,富饶丰盛的土地却使它的子孙们滋长了一种惰性,惰性的滋长反过来又冲击着古老的风俗。一旦这种风俗彻底改变,这将是多么令人伤心可怕啊!
现在,中华在振兴,陕西振兴,关中在振兴,振兴之风愈吹愈烈,这是国之所望,人心所向。中华振兴,当在西北,西北振兴,当在陕西,陕西在振兴,当在关中。为了振兴,政党在整风,国策在调理,机构在改革,上上下下,多少人杰,万众匹夫都在热血沸腾。对于关中这块土地,改变和恢复传统的健康可行的民俗却有着其独特的意义。试看今日的关中,年老的和年轻的已经明显的有了不同,对于西凤烈酒,年轻的慢慢趋向于甜酒和啤酒。早期关中人鄙甜酒为淡水,讥啤酒为恶水,笑那是城市中有钱有闲的红男绿女们的饮料,现在却恶其西凤太暴,一味去品甜酒啤酒之温和。那牛羊肉泡馍,则视之为不上雅座之食品,而热衷去吃七碟子八碗的凸底盘儿炒菜,什么糖醋丸子,什么甜米羹饭,什么丝扒甜果,推说泡馍胃不好接受而以南方口味为荣。至于秦腔,更是农村观众多于县镇,县镇观众多于城区,一进戏院,台上的是满脸皱纹,台下的是皱纹满脸。此不仅是吃、喝、听、唱,而风俗渐变严重渗透整个社会肌体,退化着关中人种气质:女的都时兴浓涂艳抹;男的也蓄长发,窄腰身,垫高鞋底;生活节奏松散缓慢;工作效率人浮于事;市面商店多出售鱼虫花鸟;作家诗人也尽写矫柔做作甜腻浮华之章。当然,历史在推进,社会在发展,风尚习俗也要依其变化,若泥古不化,墨守旧章,那是“九斤老太”之可笑,但若弃其健康可用之风俗,一味洋化、软化、柔化、媚化、甜化,此不能不引起重视啊!日本人是好强不屈的,正因为好强不屈,才得以使日本发展成当今世界经济大国。满清政府软弱无力,施行阿Q精神,因而导致不能自强而受洋人欺凌。不是听说许多干部对其工作不前不后,而美其名曰:“这样少犯错误”吗?不是清清楚楚看出在关中上下领导机构中为什么陕北陕南的人多于关中人氏?不是已经出现关中人贫穷在家,出外干大事的人愈来愈少,而少出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之人才吗?一位诗人曾到关中,参观了昭陵六骏之后,感叹道:“古关中人崇尚骏马,志在千里,威在海内,分关中人却喜黄牛,忍辱负重,厮守农舍,来回田头啊!”诗人的话有诗的夸张,但诗人的忧虑却不能不让关中的干群三思。所以说,人愈富,富易堕,要振兴关中,民性风俗要振兴啊!现今日天下,陕西要赶上,关中要大变,有中央领导,有政策保证,关中之地要大大补精滋神,这强筋健骨的五味子中药,就是民俗风情。关中重振了雄威,必会人才辈出,万业俱兴,而以此强盛之业绩将在历史上再一次宣告这是一块力量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领导将是胸怀大略的英杰,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将是武威雄壮的龙的传人。
令人陶醉的古城西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西安寻文化之根的日本人捐资修建了一座唐代艺术馆,馆址就在大雁塔脚下。唐代艺术馆一个展厅的入口处,向观光客迎面扑来的是四副古代国都的地图。其中有古埃及首都开罗,古希腊首都雅典,古中国首都长安,还有完全仿照长安规划建设的古日本首都。
这四个首都分为明显的两个类型。开罗和雅典都是因势造形,街道或因沿河而设所以弯弯曲曲,或因凿山而建所以起起伏伏。在这些弯弯曲曲起起伏伏的街道两旁,是自然排列的各种建筑。而整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对市民生活起决定作用的建筑,是神庙(宗教--关乎灵魂)、长老院(也就是议会大厦。政治——关乎市民生活和权利)、图书馆(文化--关乎人类共同经验和智能,以及精神生活)、运动场(体育--关乎竞技和人体的健康)。雅典是一个没有国王因而没有王宫的地方,开罗的王宫则处在东北角上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整个城市的主体是市民,整个城市的主题则是市民的生活与权利。国王攫取权利,仅仅是在原有的生活秩序上攫取了行政权,而由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城市格局、生活方式没有受到破坏。
长安的格局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从几何意义上说,长安的王宫也是处在城市的边缘,居北端。可是从结构上说,王宫不但是重心,而且是整个城市的意义所在。
城市不是在社会经济交往中自然形成的,而是因为被权力者选为宫殿基址而诞生的。
在关中平原的广袤大地上,城市的位置完全随王宫位置的迁移而迁移。周王公刘居豳,豳就是这一带的城市。周文王居沣,周武王居镐,这两个地方都成了城市。秦王的宫殿在西垂、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之间不断漂移。王宫迁移到哪里,哪里就迅速崛起一座城市。王宫从哪里迁出,哪里的城市就迅速败落,并且很快消失。刘邦就任皇帝后,命亲信萧何营建新的宫殿,使西安的位置比秦咸阳南移若干。
隋文帝登基以后,由于其所选宫址的改变,西安市就像在渭河之滨滑了一跤,一跟头栽倒在十公里之南。中国的都城就像专为皇帝捏脚的一个小厮,皇帝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中国皇帝不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积淀基础上,履行一个社会组织者和历史促进者的职责,而是让整个社会都为他的权力和享乐服务。首都不过是宫廷的扩展,是为皇帝和宫廷服务的一个庞大的工作系统。所以,都城从来不是以居民为主体的自然城市,其位置和规模,完全随着皇帝行踪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皇权的兴衰而兴衰。直到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中世纪(如宋元时期),没有皇帝居住的西安虽然依然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可是在规模上竟然败落得不及唐都长安的二十分之一。
中国都城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具有最明显的规划色彩。但这与近代西方兴起的规划思想完全不沾边。为全体市民创造最方便最美好的生活空间是西方规划思想的核心。而中国帝都从一开始就是按皇宫侍卫的规划理念设计的,所以均呈严格的对称形制和严整的方阵布局,充分体现了皇帝以自我为核心向天下辐射权力和恩德的意识。几乎所有的都城都是在皇宫的东西两旁和南边,排列着像豆腐块一样规则的街坊。皇宫以重重门户与这些街坊相连。单是都城各处的命名,就表现出既要拥有天下,又要防范天下的复杂心态。以唐长安为例,皇宫南面有乘天门、永安门、长乐门、广运门、重明门、永春门,北面有玄武门、安礼门、玄德门。皇宫南面最贴近的八个街坊是各部衙门,这些衙门街坊构成的街道竟然不叫什么街什么巷之类,而是也叫什么门,比如朱雀门、含光门、安上门、顺义门、景风门、延喜门、安福门等等。古都长安究竟有多少门,没人作做统计。反正一直到城市的最外边,以门为名的制度算是贯彻得非常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