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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 信息博弈 信息是博弈成败的关键砝码（第1页）

第13课信息博弈：信息是博弈成败的关键砝码

信息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博弈也不例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买方没有得到内部消息，就会在博弈中受困；如果一个质量良好的产品没有足够的宣传的话，是得不到人们的认可的这是由于信息传递不出去；同时，我们在接受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要对信息进行甄别，以免假消息给我们带来麻烦。

无法发起的总攻

1930年5月，中原大地上爆发了蒋冯阎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以蒋介石为一方，在河南省南部摆开了战场，双方共投入了100多万兵力。

战前，冯玉祥与闯锡山约定在河南北部的沁阳会师，然后集中兵力歼灭驻守在河南的蒋军。但是，冯玉样的作战参谋在拟定命令时，把“沁阳”写成了“泌阳”，多写了一撇。巧的是，沁阳和泌阳都是河南省的一个县，只不过沁阳在黄河北岸，而泌阳却在河南南部的桐柏山下，两地相距数百公里。这样，冯玉样的部队错误地开进了泌阳，没能和阎锡山的部队会舍，贻误了发动总攻而聚歼蒋军的战机，让蒋介石夺得了主动权。在近半年的中原大战中，冯阎联军处处被动挨打，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参谋不多写那一撇，冯阎联军顺利会师，联合对蒋军发起总攻，那么中原大战的结局可能就得改写。这场历史性的误会，原因就在于错误的信信息传递：好酒也怕巷子深息传递。那么如果不存在人为的错误，类似的问题还会不会发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学者格莱斯于1978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被称为“协同攻击难题”的模型。

两个将军各带领自己的部队埋伏在相距一定距离的两个山上，等候敌人。将军A得到可靠情报说，敌人刚刚到达，立足未稳。如果趁敌人设有防备，两股部队一起进攻的话，就能够获得胜利；而如果只有一方进攻的话，进攻将失败。A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与将军B协同进攻？由于当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只有派情报员来传递消息。将军A派遣一个情报员去了将军B那里，告诉将军B：敌人没有防备，两军于黎明一起进攻。

然而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情报员失踪或者被敌人抓获。也就是说，将军A虽然派遣情报员向将军B传达“黎明一起进攻”的信息，但他不能确定将军B是否收到他的信息。而如果情报员回来了，将军A又陷入迷茫：将军B怎么知道情报员肯定回来了，将军B如果不能肯定情报员回来的话，他也不能肯定将军A能确定自己收到信息，那么他必定不会贸然进攻。于是将军A又将该情报员派遣到B地。然而，他再次不能保证这次情报员肯定到了将军B那里。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论这个情报员来回成功地跑多少次，都不能使两个将军一起进攻。问题就在于，两个将军协同进攻的条件是：“于黎明一起进攻”成为将军A、B之间的共同知识。然而，无论情报员跑多少次，都不能够使A、B之间实现这个共同知识!

所幸的是，上面这个推论只是一个模型，现实环境中的“将军”们会有很多方法突破这种困局。但另一方面，也许正是上面这种事情的阴影，才促进了各种通讯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

不确定性带来风险

在前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病入膏肓，改革也屡屡失败。总统戈尔巴乔夫便遭遇了记者的苦苦追问，在屡次解释无效后，他选择向记者讲了个笑话：“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找不出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但一样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望向记者自嘲地说：“而戈尔巴乔夫的难题就是，他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一个是聪明绝顶的。但同样不幸的是，他也不晓得是哪一个。”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正是因为参与博弈者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往往有很多私有信息的存在，其决策结果必然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对未来、现在或过去的任何决策，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结果的都具有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可分为两大类：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由于有关资料的缺乏而不能对事物的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其他掌握资料的人可以有的。和主观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常常具有不对称性。对个人来说，拥有信息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但是客观现实却往往是：一小部分人垄断事物状态的信息，而另外绝大多数人则缺乏事物状态的信息。

客观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状态的客观属性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对此。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去把握客观规律。但是，认识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决策者的决策就具有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直观上很容易理解，一件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越多，这件事情就越具有不确定性；结果越不明确，不确定性的存在就越显著。最扣人心弦的不确定性，可以称为悬念。

一位悬疑小说作家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

风险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条件。当一项决策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时，其所具有的风险是：从事后的角度看，事前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甚至是有损失的。决策的风险不仅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收益的性质。所以，通俗地说，风险就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造成的决策损失。与此相反把各种不确定性变成相对确定的东西这种风险对人们的影响变小。

在美国有一则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征兵广告，既幽默又智慧。这则征兵广告出台后，收效十分明显，改变了死气沉沉的征兵局面，使许多青年踊跃应征入伍。征兵广告的内容如下：

“来当兵吧!当兵其实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或没战争，没战争有啥可怕的？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上前线后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和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可治好和治不好，可治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

这份别出心裁的征兵广告出自于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之手。媒体记者采访了他：“为什么这份征兵广告能深入人心，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他回答说：“当人们有了接受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之后，就能应对和改善可能发生的是坏情况。”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掌握影响未来的所有因素，这使得做确定性的决策变得困难重重。信息本身的价值正在于此。信息的搜取有可能增加决策者的收益，其价值就可以用获取信息后可能增加的收益来衡量。

信息决定博弈结果

《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以养猴为生的人，当地人称他为狙公。他白天必定在庭院将猴子分成几组，让老猴子率领它们到山里去。采摘草木的果实。猴子把果实上缴了以后，狙公只拿出110来喂他们。如果有的交的数目少，还会被施以鞭杖。这些猴于因为惧怕，虽然十分痛苦，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有一天正在采摘果实的时候，一只小猴子突然对众猴子问道：“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种的吗？”猴子们都回答说：“不是，天生的。”小猴子接着同：“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被他利用，并且受他的剥削呢？”小猴子的话还没说完，众猴子都醒悟过来。当天晚上，它们一起等狙公就寝后，拿出狙公平日积蓄的果实，呼朋唤友地进入了树林之中，不再回去了。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的狙公，终于因饥饿而死。

在这个故事中，刘伯温把这位狙公比作玩弄权术的统治者，他评论说：“人世间有以权术驱使民众而无道理和法度的人，就如同狙公一样吧？完全是民众没有觉醒，一旦得到启发，权术就到头了啊。”但是，把狙公之死仅仅归结于权术的破产是不够的。实际上，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的，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状态的改变。

谢林曾经在《冲突的战略》中，提到一个强盗的故事。

一天，一个持枪的强盗进入了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在听到楼下的响动之后，同样持枪一步步向楼下走来。于是，危机和冲突发生了。

上述危机显然会导致多种结果。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强盗平静地空手离开房子（一个见义勇为的读者甚至建议勇擒强盗，绳之以法）。此外，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主人担心强盗盗窃财物而首先射击，致使强盗身亡；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强盗担心主人会开枪射击，而首先射击，导致主人身亡。第二种可能结果的出现，显然对房子的主人而言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不仅失去财物，而且还丧失了生命。

对于各种可能的结果，其引发的原因却可能有无数种。例如，对于强盗死亡这一结果，除了主人担心财物受损而首先开枪射击外，还可能出于对强盗可能因恐惧而射击的担心使主人先发制人，等等。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先发制人的动机可能是对强盗先发制人的担心，诸如此类。

如何成功解决冲突和化解危机？按照谢林的观点，信息的把握和传递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持枪的主人经过在黑暗中静静地观察，发现强盗的手中并没有枪；或者持枪的强盗发现主人毫无准备地冲下楼，则事态的进展会有利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但如果双方都了解对方持枪的事实，则主人向强盗传递“只是想把他赶走”的信息（或者强盗向主人及时传递只想图财、无意害命的信息）就变得十分重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在研究中发现，博弈的参与人对信息的掌握通常是不对称的，如果博弈只发生一次，则无疑具有信息优势的人会获得作为信息租的收益；但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则今天利用信息寻租者必定会在寻租过程中泄露其所拥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减轻，这又是重复博弈之所以会改进资源配置状态，使人与人的关系走向公平和谐的原因。

信息披露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而改变博弈的结局，这一点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给法国政府造成的沉重负担，戴高乐总统决定同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以便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谈判在秘密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只等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正式宣布会谈正式开始。当时法国驻阿的殖民军军官们听到这一风声后，为了阻止战争的和平结束，密谋组织兵变。

戴高乐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但是阿尔及利亚远在非洲，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时居然没有什么良策来应付。这时，一位幕僚给戴高乐出了个似乎不着调的主意：把几千台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发到驻阿部队中。军官们认为，在蚊虫肆虐的热带兵营里，让士兵们听听法国流行歌曲，是一件好事，因此也没有干涉。

然而，在正式宣布会谈开始的那天夜里，法国士兵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却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戴高乐的声音：“士兵们!你们面临着忠实于谁的抉择。我就是法兰西，就是她命运的工具。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讲话的内容和用语，同戴高乐当年流亡国外指挥反法西斯斗争时，所发表过的广播讲话完全一样。这些士兵过去跟着戴高乐，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今天自然仍跟他走。第二天早晨，军官们发现大部分士兵对事态的真相已经一清二楚，只能放弃了兵变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