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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敬（第1页）

勤敬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治理政务，首要的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督察官吏的要点在于知道他的为人，而知人必须谨慎地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的“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喜爱一个人也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也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字的意思。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的行为上去勘察，而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先提高自己的观察识见能力，然后再去访察别人的言论。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人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这几点。勤能像周文王那样勤于政务而没有闲暇；大就像舜、禹两位帝王的功业伟大而不可代替；谦就像汉文帝的自以为不可胜任。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的态度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就在其中了。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之真理大道的士人，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可以说是“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已经看够了京城的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权贵显要们，特意表现出从容宽宠的气派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对下属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早就知道并且很熟悉了。但是我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我想惩治迂腐肮脏的这一类现象，想改变这个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矫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激，因此经常招致深重的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来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并且还应该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很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也不是不想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用看也不用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焦虑越来越重，公事越来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而我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就越多。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实在是把它当做痛苦、烦懊的处境，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我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点评】

为政应当勤敬，当官也应当勤敬。古来成大事者，都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中国这种谨慎勤敬古已有之，后世亦未断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成为官员勤政爱民的典范。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问，“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曾国藩早年做京官的时候，对于清廷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曾国藩从中寓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

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而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他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他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意识，以对抗太平军。

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无论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他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