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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英雄蒙难成国殇（第1页）

第十三章、英雄蒙难成国殇

一、党同伐异，英宗上任大清洗

两千年的皇权专制史中，遍布着危机、阴谋和杀戮。每一次彻底的改朝换代，伴随的都是无数忠魂的无处安放；每一场成功的宫廷政变，之后一定有反攻清算和坐地分赃。要不然，人家何必提着脑袋造反，随波逐流不好吗？

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一日，英宗颁布了由徐有贞起草的登基诏书，改本年为天顺元年，并号称要“大赦天下，咸与维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大杀天下”还差不多。

虽说夺门的主心骨是英宗和孙太后，但如果没有石亨、徐有贞等人在外的玩命折腾、曹吉祥在内的大力协助，这场政变显然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因此，这帮人的高官厚禄一定是跑不了的。

徐有贞以政变的“军师”自居。夺门的当天，英宗就令他以本官加翰林学士，入值内阁。第二天，新皇帝又封他为兵部尚书，取代于谦。

三月，英宗晋封徐有贞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武功伯，兼任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诰券，子孙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皇明人物考》作武功卫指挥使）。而于谦做了八年兵部尚书，却没能当一天的“阁老”。

正所谓“批评的武器终究不如武器的批判”。石亨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英宗大笔一挥，慷慨的给了石亨一个特大礼包：晋封忠国公，年俸一千五百石。

放眼整个大明王朝，能活着封公的人虽不是屈指可数，那名额也是相当有限的，足见英宗对这个老粗的回馈。

曹吉祥则接替兴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总督三大营。

而其他打下手的，职位也都如坐直升飞机一样攀升。英宗封都督张軏封为太平侯，食禄一千三百石；张輗为文安伯，都御史杨善为兴济伯，食禄一千二百石，并且子孙世袭。

袁彬和哈铭没有参与夺门，但凭借在瓦剌照顾英宗的辉煌经历，也可以吹一辈子了。英宗当然不会忘记他们，都擢升为正四品的锦衣卫指挥佥事，比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品级还高。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主子升官了，当然要为马仔谋福利。石亨、张軏和张輗眼看皇帝高兴，不失时机上疏，“随臣夺门官舍、旗军三百三十一人，大汉、百户六十九人，保驾官军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守门摆队官军一千三百一十九人，乞加升擢。”这时候的英宗当然准奏，凡是参加夺门的，都官升三级，参与保驾、守门的，都升一级。

既然有太多的人要提拔，就得有更多的人腾地方。历代新君上位，通常要大赦天下，以安抚百姓，展现皇恩浩**。景泰执政八年，用的基本上都是英宗班底。但英宗二进宫之后，却对内阁和六部来了个大清洗。

前朝的六位个大学士之中，王文首先被抓，接着陈循、萧兹、江渊和商辂也被捕下狱，有言官建议将他们通通处决，以示惩戒。高谷一看形势不妙，果断请辞，总算保住了脑袋。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景泰内阁的负责人，陈循和萧镃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和稀泥，在太上皇与孙太后积极活动时不警惕，在之前群臣建议复储时不作为，在石亨、徐有贞密谋政变时不干预，结果，英宗复位之后，岂止将他们一脚踢出权力核心，甚至要踢到鬼门关。

连中三元的商辂，多年来更是坚定的太皇党，还在金刀案时救过英宗一马，这样的功臣，非但没有高升，反而仅仅因为没有积极参与夺门，就成罪过了，你这找谁说理去。

不过，最终处斩的重臣，也仅有极少几个。陈循、江渊、俞士悦和吏部左侍郎项文曜被罚充军岭卫，从高官变成了新兵蛋子，商辂、萧镃和王伟等被罢斥为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夺门之前还在积极的为复立朱见深奔走呼吁，对太上皇的忠心天日可鉴，对景泰的冷血也不太掩饰。可惜，新主子完全不领情。

新内阁需要人手，英宗于是将徐有贞的“伯乐”，太常寺卿许彬升为礼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宣为右侍郎，他俩都成为内阁大学士。而徐有贞则在内阁里排名第一，相当于事实上的“首辅”。但三人还是少了点，到了二月，徐有贞又将李贤拉进内阁。

而政变者们的重中之重，显然是除掉一个人，一个他们的心腹大患。

二、罗织罪名，千古奇冤终酿成

史学界通常以“土木之变”为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也是明朝中期的开始。但笔者个人认为，以夺门之变和于谦之死，作为中明的开始更为合适。

随着英宗的大清洗，原本还算基本称职的执政班底被一网打尽，北京保卫战之后凝聚起来的人气更是受到严重伤害，直到明朝灭亡之前都难以恢复。

正月十九，六科给事中们为了邀功请赏，居然联名上了一道奏章：

王文、于谦内结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外连陈循、江渊、萧镃、商辂等，朋奸恶党，逢迎景泰，易立储君，废黜汪后，卖权粥爵，弄法舞文。乃者，景泰不豫，而文、谦、诚、良等包藏祸心，阴有异图，欲召外藩入继大位，事虽传闻，情实显著。且王文党古锒、丁澄，于谦党项文翟、蒋林及俞士悦、王伟辈，皆检邪谣佞，国之大憨。乞将谦、文等明正典刑，循等诛其一二，余悉屏之远方，以为不臣之戒！

这篇奏章信息量很大，显然是秉承了徐有贞等人的心意，更是反复揣摩了英宗的心思。

更值得强调的是，文件的高明之处，是将于谦放在了王文后面，确实有转移视线、把水搅浑的妙用。

为了置王文和于谦于死地，徐有贞一伙儿绞尽脑汁想出了“欲谋立外藩”的说辞，还要补充一下“事虽传闻，情实显著”。可见，古往今来的阴险小人，用的套路也都是大同小异。

于谦与王文都是景泰朝重臣，同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他们并非政治上的同盟，却被阴谋家们绑定在了一起，罗织了同样的罪名，

但区别在于，王文不光是吏部（第二）尚书，还是内阁大学士，可以全面参与议政，并享有票拟权，而于谦只是兵部尚书。值得强调的是，王文当年同样没有被选为庶吉士，却成为了以“天官”身份入阁的第一人。

王文能够步步高升，在朝中话语权甚至不亚于于谦，一来是自身能力强，二是办事对景泰的胃口。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英宗一伙的政变图谋，他没有足够的防范措施，却同样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于谦。但相比苏东坡在仕途上的作为不大，于谦凭借北京保卫战的丰功伟绩，足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为何物，于谦身边当然也没有一个“浙党”。如果有的话，他的晚景何至如此凄凉？女婿朱骥是锦衣卫指挥签事，于谦都没有利用职权助他拓展人脉，步步高升，何谈培植自己的班底？

王文和于谦被三法司联合会审。主审官是左都御史萧维贞。面对“谋立外藩”的指控，两人当然不愿意招认——没有的事啊。

萧维贞见对方不肯就范，也不顾及他们一把年级又是从一品高官，就下令用刑。于谦只能紧闭双眼，紧咬牙关挺住。王文不想就这么被屈打成招，争辩说：“召亲王进京，一定需要调动金牌信符。派遣便者，必须兵部颁发的马牌。你们去内府和兵部查了吗？怎么能血口喷人？”

王文也是够天真的，还等于是给对方提了醒。人家大可以带着这些东西去查，一查一个准儿。说你有，你就是有。当年汉武帝让江充查太子刘据“巫蛊案”，这伙计直接带着一些木偶去搜索，楞说这就是太子诅咒皇上的铁证，你找谁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