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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第1页）

编者序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开门见山地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诗人莫不是这样地继续着的。”

一语中的，每一个时代确有每个时代的文学体裁。由于诗人的文学修养、环境、时间等原因，某个时代的诗人无法找到新的突破口，转而寻求一种新的创作途径，新的文学体裁便应运而生。而针对历代文体优劣的评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刘熙载《艺概》……都是此类的文学批评著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对中国诗词的演变、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而其中王国维取舍诗词如同取合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更成为他的作品打动人心的一大特色。

王国维是个多面手，一生在考据、哲学、文学评论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然而，他对自己写词的工夫尤其自得：“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余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可见其自信满满，意气风发。王国维在刚满三十岁时，就敢把八百年来的词人全不放在眼里，可见其清狂自信的程度。王国维词作数量不多，共115首，其中绝大多数是小令和中调，长调仅有10首。不过，难得王国维有清狂自信的资本，如非胸怀万卷，也不可能有如此独到见解。

俞平伯曾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这样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

此书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人间词话》的中心论题是“境界说”，这也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境界说”即文学作品的意境是由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现实和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体而成的，是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境界说"高屋建瓴地点出了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强调了诗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并指出要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达到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情景交融，这样的作品才具有艺术感染力。

《人间词话》无疑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王国维在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熏染之后，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作出的新颖独特的评论。他摒弃了西方理论的局限，“西为中用”，尝试运用西方思想中某些重要概念结合自己的思想见解来品评中国古代诗词。从这一点上说，《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文艺理论思想与创作实践相融合的结晶，是一部近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作品。因此，在中国词论界里，许多人甚至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

这部《图解》，不仅秉承了王国维原著中的所有思想精华，更是运用了新颖的图解方式排版布局，直观经典地诠释了其中的64则词话。其间悽美、悲怆、无奈的入尘感与历史感，现实政治文化临界点的存在感，仿佛空灵再现，都在文的肆意与图的扩张中交融汇通了。

尤其本书对王国维在原著中体现出来的四个关系，依据现实角度进行了颇有针对性地解读。这些独特之处，对于所有的读者来说，无疑具有显见的启示意义。如“自然”与“理想"的关系；“入”与“出”的关系；“渐悟”与“顿悟”的关系等。

所以，欲成就大事、大学问者，《图解》一书不仅是珍藏的首选，更是答疑解惑的不二之选。

2009年5月

王国维家境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江苏南通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复埋头做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自居。这期间在学术上潜心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阻挠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承其衣钵，泽及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先生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