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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第1页）

程颢程颐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曾官崇政殿说书。二人均受学于周敦颐，并称“二程”，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洛学的创始人。其著作被编为《二程集》。

书解

《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为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阴符》之类是，甚非也。此出战国权变之术，寓窥机要，以为变诈之用，岂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盖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之职以志其事，自尧始。其八卦之说，谓之《八索》，前世说《赐》之书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赞《易》道以黜去是书，所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旧书之过可见也，芟夷繁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人或疑前代之书，圣人必无所删改，此亦不然。若上古圣人之世，史官固当其人，其辞必尽善。若后世之史，未必尽当，其辞未必尽善。设如其书足以垂范，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义，圣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须曾删改。但辞苟有害，有可删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辞何不改？此乃非害义理之辞也。《尧典》为《虞书》，盖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当为《夏书》。故《左氏传》引《大禹》、《皋陶谟》、《益稷》等，皆谓之《夏书》也。若以其虞时事当为《虞书》，则《尧典》当为《唐书》也。大抵皆是后世史所修。典，典则也。上古时淳朴，因时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尧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纲，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纪，所以有书而称典也。杨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尧”。盖伏羲始书卦，造书契，开其端矣；至尧而与世立则，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书序》，夫子所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颜子所好何学论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也，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

问：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声律，为禄利而已，则与夫工技之事，将何异乎？夫所谓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学而至，则古圣人何为教之勤勤如是？岂其欺后世邪？然学之之道当如何？

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仲尼之门，独称颜子为好学，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也。与今之学，不其异乎？

或曰：如是则在修身谨行而已。夫检于行者，设曰勉强之可也。通诸心者，姑谨修而可能乎？况无诸中不能强于外也？此为儒文本，谅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详著于篇。

问：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然而诸经之奥，多所难明。今取其大要，各举其一以言之。

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贞。或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贞也。或为二：曰大亨也，利于贞也。其词既同，义可异乎？所以异者何谓？

《春秋》垂褒贬之法，所贬则明矣，所褒者何事？

《诗》之美刺，圣人取其止乎礼义者，以为法于后世。晋武公身为并夺，《无衣》美之，其教安在？

《书》为王者轨范，不独著圣王之事以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尔，《五子之歌》是也。如盘庚之迁国，穆王之训刑，为是而可法邪？为非而可戒邪？

《礼记》杂出于汉诸儒所传，谬乱多矣。考之，完合于圣人者，其篇有几？

夫古人之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诸君之于经，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学可也，惟毋泛毋略。

问：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也。当世之务，固当讲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谟之，斯无间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职岂不以养人为本？然而民产不制，何术以济乎困穷？吏繇有数，何道以宽乎力役？比闾无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风俗何缘而可厚？

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册。何今世独无其人？岂古之治不可行于今邪？抑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为，上副圣朝之寄，何所施设而能及斯？

诸君从事于学，既勤且久，为政之方，固当明其体要，至于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愿陈高论，得以矜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