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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庄子（第2页）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

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

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庄子这段话说出了“道”的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道是实存而无形的，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⒄道在作用上可以取得验证以证明其有，虽不见形象而真实存在。第二，道是自存的，它的存在根据在它自身。第三，道产生天地万物。这一思想仍然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⒅第四，道不受时空的限制，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在“哲学的突破”的“轴心时代”，儒、墨、道三家都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思想根本，各自的“道”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根基。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每一种“道”的内涵都衍生出不同的理想人格。儒家在孔子手上，形式的礼乐被赋予“仁”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以“仁”来重新诠释礼乐，铸造思想核心，“仁”也变成为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品质。孔子之后的士更是凭借“道”开出一个与“政统”完全不同的“道统”。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以恃以批评政治社会，礼抗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成为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批评社会的价值凭藉与精神资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⒇儒家之道，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一种树立起来的精神力量。而在哲学的突破中诞生的道家的“道”，超越了伦理意义而成为一种本体论。庄子的“道”来源于老子，而早在老子时期，便提出了“道法自然”，文化的发展是自然的后退与堕落。《道德经》中便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1）这样，“道”的儒学内涵在道家这里被抽空了，而且，修养的顺序被颠倒过来，要获得“道”，不但不能恃仁义，反而是要放弃仁义。《庄子·大宗师》记载：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22）

王先谦注“同于大通”时说：“成云：冥同大道。”这样，庄子的“道”打掉了儒家“道”的内涵核心仁义礼乐之后，要达到“大道”，就要逐步超越仁义观念，超越礼乐观念，进而超越整个文化观念。儒家所恃的是“仁”这样一种精神凭借，引出固守这种精神的理想人格，而庄子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而把“仁”这一精神凭借抽去，由实存无形，自生自在的道作为无凭借的凭借，结果导向适己逍遥，导向旷达无为，导向遁世求真。

2、“逍遥”的人格

庄子的“道”衍生出来的理想人格，是逍遥人格。从老子到庄子，“道”的本体论落实到人生观上，便是“自然”，即打掉生死、有无、彼此、是非的界限，一切顺归自然本性。孔子的人生态度着重落在“生”上，因此他的道德教诲，便是教人如何实践“仁”。而在庄子，所重视的并不是“生”，而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本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保存生命的本然状态，一切人为的都是造作的，都将使人丧失原始的淳朴，为人生带来无穷的困惑。庄子的“我”是原始的、自然的“我”，而且他认为只有原始的、自然的“我”才是真正的本质自我，只有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生命状态，才能祛除来自社会浑浊，来自仁义道德的对生命的污染，追寻得到本质自我。

为了追寻本质自我，庄子开辟出一片“无何有之乡”的精神天地。《逍遥游》说：

“今之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3）

叶海烟先生评述道：“无何有之乡乃无为精神所开拓出来的广大的生活空间，它已不是客观意义的自然界。无为而自由，无为而逍遥，并非现实社会的实践行动所能达成，而是吾人心灵世界中无所依傍无可企求的自足状态，它超乎任何实用的意图，并因此得以自全自保，而摆脱任何之危险与灾难。”（24）

“无何有之乡”的精神空间中，人的精神状态是“无所待”。《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25）在庄子看来，列子御风而行，犹有待于风，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真正的逍遥，是“无所待”的心灵大自由。人经常要圄于名利、权势、毁誉，而在庄子看来，人一旦受圄于这些东西，不啻于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一具枷锁。因此，要在体道认道的过程中，放弃一切违背生命本性的东西，直接扪摸心灵本身。人生的意义不可能在社会中实现，也不可能在家庭中实现，而只能在体验宇宙真理，拥抱那个原始的、自然的本质自我中实现。只有无所待，人才能超脱一切与原始自然生命无关的东西，使心灵的活动超出物质世界的形相的局限，达到大舒展大自由。

人格理想的趋向，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对生命的看法。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他的《西西弗的神话》中开宗明义一句话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26）对生命，生死问题的看法，直接关系到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回答“怎样的生命才是值得经历的”这样的问题。庄子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是“齐万物”，万物平等。而他在人生态度问题上，则是“齐生死”，齐生死实是庄子人生态度的根本出发点。一旦死生被视为无悲无欢，无恸无喜，整个人生变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庄子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有何患，故万物一也。”（27）这样，死生大事，被泯灭于“无何有之乡”这一精神空间的气聚气散之中，一切都顺其自然。庄子对生死的看法，最深刻的是在庄周梦蝶的寓言中：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28）

庄子以一种审美心理审视生死变幻，“生”与“死”在庄子这里，不再是两种截然的绝对状态，而是两种自然支配下相对的、自适的、对等的状态。生与死，就像梦与醒，都是自然的状态转换，都没有意义。生亦无乐，死亦无悲。而在作为哲学命题的“自杀”上，庄子的回答是巧妙的：既然生是一种状态，死也是一种状态，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栩栩然蝴蝶与蘧蘧然庄周，本就是对等的，互通的，那么“自杀”还有何必要性呢？安之此生之“我”，不正是死后之“我”呢？庄子不但否认了“生”的意义，而且否认了“死”的意义。徐复观先生从这个梦蝶语言的“物化”思想，“怀疑在庄子或庄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已有了精神不灭的观念”。（29）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3、人格理想的精神：神人

在《庄子》中对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类型有几种命名：至人、神人、圣人、全人、大人等等。对这些称谓名词，庄子似乎并没有严格统一的用法，不像儒家，用一个“君子”便可几乎囊尽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庄子描述得最完整的是“真人”。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在精神上比较能够代表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的是《逍遥游》中对“神人”的描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30）

有人把庄子对“神人”的描述理解为“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它表现的与其说是超越世俗的思想，不如说是在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征服限制、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的幻想。”（31）在我看来，庄子对“神人”的描述，并非一种可以达到或者可能达到的实然状态，与儒家描述的“君子”不同，“君子”的境界是生活的境界，是可以达到的，而庄子的“神人”，乃至“至人”、“圣人”的境界，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精神超越的企求。

三、余论：儒道理想人格的调和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以他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的人，一种遁世求真，一心一意地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又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作为推荐贤良的标准，民间的儒学迅速传播。孔孟开辟的道统，成为“士”的精神凭借。儒家与道家在人格理想上是不同的，儒家重于入世，道家重于出世，儒家重于居庙堂之高，在庙堂上实现生命价值，道家重于处江湖之远，在江湖中思想精神超越。但是两者又有调和的空间。

儒家无疑是提倡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但同时，也为拒绝过于热衷政治社会生活留下空间。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2）孟子则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3）天下“有道”，个人“达”的时候，文人们便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而孔孟的“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则为传统文人在面对政治感到无力的时候，在遭到罢黜，郁郁不得志的时候，返归内在精神追求内在精神的超越提供了一片思想空地。当然孔孟教诲中的“隐”与“独善其身”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拥抱老庄之学，但是在历史上，当文人们对政治绝望，甚至走向山水田园的时候，老庄之学总是焕发出极强的魅力。因此，儒家的君子理想与庄子隐逸型的人格，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