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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水（第1页）

人文学部的报道截止日，在日历上被用红笔圈出，又用黑笔狠狠划掉。最终，我还是没有踏进大学气派的拱门。

装帧精美的录取通知书在台灯下躺了整整三天，铜版纸折射着暖黄的光，校徽的压纹仿佛能刺痛指腹。我无数次拿起它，试图想象那条平行时空里的自己：背着书包穿过林荫道，在阶梯教室记笔记，或许还会参加一两个轻松的社团。那是干净轻盈、被社会认可的未来，像橱窗里陈列的人偶。

可人偶没有温度。

我将通知书对着灯光，隐约能看见背面的水印花纹。沿着原有的折痕，我缓慢地将它重新折好，塞进那只父亲留下的、散发着淡淡樟脑味的胡桃木抽屉深处，推到一叠无关紧要的旧照片和几枚老旧的蝴蝶标本下面。

锁上抽屉的瞬间，心里一直悬空的部分重重地落了地，砸起一片弥漫的尘埃。

我无法迈向枯燥乏味的未来。我想知道的，我渴望寻找的，我必须面对的都在别处。在父亲已经烧掉的手稿里，在被CCG列为机密的喰种档案中，在我这双只能依靠明暗来推测世界的眼睛里。

我独自一人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学习，阅读艰深晦涩的生物学论文，在浩如烟海的医学病例中寻找能治好我眼睛的可能。我知道这希望渺茫，像在沙漠里挖井，但这是我唯一能主动去做的事。

贵将会理解我吗？

这个念头总会突然浮起，带着摇摆不定的忐忑。他严厉禁止了一切我能和喰种扯上关系的事情，但他应该明白，我不是需要被永远保护在无菌罩里的标本。我也有想自己面对的战场，哪怕这战场建立在渺茫的希望之上。

我想等他回来认真谈谈。告诉他我的决定，我的发现，我的困惑与野心。他大概会推一下眼镜，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拧起眉心，用惯常的语调说不可以。我依旧会争取，我想研究喰种，想知道那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想治好自己和母亲，想拯救所有和我一样的人。

从网络边缘挖掘的零碎案例报告逐渐堆积成墙，我疯狂地投入其中，试图在字里行间寻找任何可能与视觉异常、与喰种本质相关的线索。高强度的阅读和思考带来了眩晕和头痛，身体的痛苦是种麻痹，让我暂时无法分心去感受另一种更磨人的煎熬。

——等待。

贵将离开后的第一周，我们还会偶尔联系。深夜时手机屏幕突然亮起，简短的几个字：“安好。勿念。”或者更短的：“在忙。”每次收到这样的信息，我都会长舒一口气，至少证明他还活着。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连这样的只言片语也断了。

起初我还能说服自己：3区信号不稳，任务到了关键阶段，他正在执行需要高度专注的行动。我把手机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铃声调到最大，连洗澡时也要用防水袋装着带进浴室。每一次屏幕亮起心跳都会漏跳一拍，结果总是天气预报的推送，或者运营商的缴费提醒。

期待一次次落空，焦虑化作冰冷的铅块，沉甸甸地堆积在胃底。

我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手机，在早晨第一缕光透进房间时，中午胡乱塞下食物时，深夜被噩梦或头痛惊醒时。屏幕冷白的光映亮我疲惫的脸，通讯录里唯一的置顶名字后面跟着我们最后的联络时间，数字在一天天增加。1天。3天。7天。14天。

焦虑有了具体的形状。它会在阅读文献时突然窜入脑海，深夜任何一点异响都能让我惊跳起来，心中涌起孤立无援的担忧。

两周。三周。

时间像渗入阁楼木板的湿气，缓慢地侵蚀着理智的堤坝。我试图用更繁重的学习来填满每一秒，强迫自己专注于那些复杂的分子式与病理图，可注意力总会突然溃散，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我避免看新闻，又忍不住在深夜用发麻的手指在搜索框输入“3区”、“CCG”、“伤亡”的关键词。信息支离破碎，官方通报永远模糊不清，“正在调查中”、“不便透露”、“无可奉告”的套话把一切搪塞得干干净净。

第二十三天。

超过了有马贵将以往任何一次失联的时间上限。除了那个永远打不通的电话号码，我没有任何可以联系到他的手段，更不知道该向谁询问。他曾说过CCG内部有严格的联络管制，执行高风险任务期间一切私人通讯都会被切断。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是解释，现在它变成了一根扎在喉咙里的鱼刺——吞不下，吐不出。

为了不被焦虑吞没，我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在照顾母亲身上。

搬家后她并不会再失控地大喊大叫。变化是缓慢而持续的，她像一株被逐渐抽走水分的植物。最初只是不再打理庭院里她最爱的玫瑰，她会在窗边坐一整天，望着那些花朵，目光像穿透了它们落在更远的、只有她能看见的某处。玫瑰的花瓣从边缘开始枯萎，卷曲，最后整朵整朵地凋谢在泥土里。她不捡，也不看。

后来，她开始频繁地忘记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忘记自己已经吃过晚饭。有时我傍晚从楼上下来，会发现她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冰冷的、一口未动的肉块。问她为什么不吃，她会露出困惑的表情，不明白那些食物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最让我不安的是她对食物的态度。她吃得越来越少，对周遭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眼神不聚焦，回答我的问题总要慢好几拍，声音模糊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就连我站在她面前叫她也毫无反应，等我走过去碰了碰她的肩膀，她才缓缓转过头，用那种刚睡醒似的、茫然的目光看着我。

“妈妈，不合胃口吗？你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她摇头，眼神飘向窗外。“我不饿。”

她的身体在肉眼可见地消瘦，合身的连衣裙渐渐空荡，手腕细得我能轻松圈住。我试图用日常的琐碎填补这巨大的空洞，更频繁地打扫房间，学着做她以前常做的炖菜和甜点，在天气好的下午提议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她大多数时候只是被动地跟随，像一具被纤细丝线牵引的木偶。只有在面对墓园方向时，她的眼睛里才会闪过一点微弱的光芒。

噩梦变得更加频繁了、

我经常会梦到贵将浑身是血的站在一片废墟中，用平静得可怕的语气说“我回来了”。他的身体开始崩解，化作飞灰，我伸手去抓，只抓到一把正在冷却的空气。有时是我自己站在解剖台前，台上躺着母亲。她的手会突然抓住我的手腕，睁开猩红的眼睛，微笑着说：“真晞，你也是。”

更多的时候，是一片无尽的黑暗，只有失重般的坠落感，永无止境。我在坠落中想喊一个名字，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开始害怕睡觉，咖啡的摄入量成倍成倍地增加，黑眼圈像淤青一样刻在眼下。文献阅读的进展慢了下来，那些字母和公式常常在眼前跳舞，像一群不肯安静的蚂蚁。我知道自己正在透支，停下来更可怕，寂静会让焦虑的噪音放大到震耳欲聋。

第四十天傍晚，母亲的状态格外异常。

她没有坐在窗边，在客厅里缓慢踱步。从沙发到书架，到钢琴，手指拂过蒙尘的表面，眼神空茫，嘴里喃喃自语。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捕捉到几个零碎的词：“……不对……不是这样……在哪里……”

“妈妈？”我放下手里的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她停下脚步，转过头看我。那一瞬间，她的眼神锐利得让我心头一紧。平日里总是空洞的眼睛突然涌起了清醒的、带着困惑的注视。仅仅一秒那光芒就熄灭了，重新变回熟悉的茫然。

“没事。”她轻声说，继续踱步。

晚餐她一口没动。我将咖啡端给她，她接过去，盯着杯中晃动的液体看了很久，缓缓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