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爸吃完面以后点了一根烟。他平时不怎么抽烟,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海”牌香烟,抽出一根,划了根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慢慢升上去,碰到天花板就散了。
“今天,”他爸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厂里开了个会。”
他妈正在收拾碗筷,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什么会?”
“关于……纪律的。关于……”他爸又吸了一口烟,把后半截话吞回去了。他坐在那里,手里夹着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没有弹掉,最后自己断了,掉在地板上,他妈明天早上擦地时会发现。
米哈伊尔假装在翻课本,耳朵竖着。
“最近,”他爸说,“厂里有些人……被调走了。”
“调去哪儿了?”
“没说。反正是调走了。不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
他妈把碗摞在一起,端到走廊里去洗。水龙头的声音盖过了两个人的沉默。等水声停了,他妈回来了,手上湿漉漉的,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在床沿上坐下来。
“阿列克谢,”她说,“你自己呢?”
“我没事,”他爸说,“我又不是厂长,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谁会注意我?”
说完这句话,他爸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个烟灰缸是一个旧罐头盒,盖子被启罐器切开了,翻卷的铁皮上面全是烟蒂的烫痕。他爸看着那个罐头盒,看了很久,像一个字都不认得的人在盯着报纸发呆。
米哈伊尔没有说话。他把课本翻到后面几页,其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听到了“调走了”和“谁会注意我”,他能感觉到这两个短句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什么东西。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就像你站在河边,看不见水下面的鱼,但你知道下面有东西在动。
那天晚上,米哈伊尔躺在床上,久久没有睡着。不是因为他一直在想事情,而是因为他爸和他妈还在说话,声音很小,隔着墙壁和被子,像两只蚊子在嗡嗡嗡。他听不清说了什么,只听得见语气的轮廓——他妈的声调比较高,他爸的比较低,低到几乎听不见。两个人像在用一个音阶说话,一个在高音部,一个在低音部,合在一起让人想闭上眼睛。
他闭上眼睛,但没有睡着。他听见窗户玻璃纸被风吹得沙沙响,听见走廊里的炉子偶尔有一块煤塌下去的声音,听见楼下的科里亚爷爷在咳嗽,一连串的,像机关枪。这些声音一个一个地落到他耳朵里,有的近,有的远,有的重,有的轻,像有人在不紧不慢地往一个空罐子里扔石子。
后来,声音都渐渐小了。他妈的声调没有了,他爸的低音也没有了。炉子不响了。科里亚爷爷不咳了。连窗外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也不动了。整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像一杯放久了的水,杂质全沉到了杯底。
米哈伊尔在那种安静里慢慢沉下去,沉进一个没有梦的夜里。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旁边放着一块硬糖。
圆形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跟他爸以前出差带回来的一模一样。
他看了看糖,又看了看他爸睡的位置。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被子上面。
人已经走了。
米哈伊尔把那块糖拿起来,隔着糖纸捏了捏,硬的。他没有剥开吃,而是把糖塞进了裤兜里。然后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间,去走廊里倒水洗脸。
走廊里,科里亚爷爷正站在自家门口喂一只猫。那只猫正是昨天他在铁道边看到的那只——黄白花的,瘦得能看见肋骨的轮廓。科里亚爷爷把一块黑面包嚼碎了,放在手心里,让猫舔着吃。猫吃得很小心,舌头一卷一卷的,把面包屑卷进嘴里,连掉在地上的碎渣都舔干净了。
“早,”米哈伊尔说。
科里亚爷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看那只猫吃面包。
米哈伊尔从走廊的窗户望出去,社会主义大街的天空灰蒙蒙的,十月末的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只在东边的地平线上留下一抹暗红色的光。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是直的,说明外面没有风。没有风的日子,冷也不会太难受。
他摸了摸裤兜里的硬糖,那颗糖还在。
他把手伸进去,摸了摸糖纸,像在确认它还好好地在那里。然后他把手抽出来,走到炉子旁边,给自己的搪瓷杯里倒了半杯热水,端回了房间。
热气在杯口上方形成一小团白雾,转瞬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