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允文和金军打过仗,最清楚宋军的劣势。采石大捷之后,虞允文在十余年间几度升任宰相,出任地方大员,针对军事弊政进行种种改革,可他将面对的是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甚至主战派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将虞允文裹挟其中,让他心力交瘁。
宋孝宗早有出兵北伐、报仇雪恨之心,和但宋孝宗急于求成,在隆兴元年(1163年)就大胆起用老臣张浚,借着朝野上下抗金热情高涨,乘胜追击,出师北伐。
可这一战,宋军在符离“一夕溃败”,换来了“隆兴和议”。南宋仅仅在名义上挽回一丝尊严,每年仍需输送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并割地予金。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不甘心失败,胸怀恢复之志,大力提拔抗金官员,尤其是以曾经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为宰相。他与虞允文相约:“靖康之耻,当与圣相共雪之。”
自乾道三年庄文太子赵愭早逝后,孝宗不再立太子。虞允文屡次上疏恳请立储,至乾道七年正月,孝宗遂立第三子恭王赵惇为太子,外放皇子赵恺为两镇节度使。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送虞允文前往四川整军备战时,特别赐给他家庙的祭器,以示宠遇。
虞允文出任川陕宣谕使,与名将吴璘共谋经略中原之计,乘金国朝局不稳之际,收复了陕西部分失地。
宰相史浩等保守派却以“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为由,要求西线宋军放弃陕西之地,退出新收复的三路十三州。吴璘仓促撤退,被金军袭击,死伤惨重。虞允文前后上疏15道,反对弃地之说,认为坚持抗金、收复失地才是“天地之大经,《春秋》之大义”。
另一个宰相汤思退人如其名,也主张弃地求和。虞允文连连上疏反对,汤思退获罪贬谪,孝宗遂召虞允文入朝,拜端明殿学士、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太上皇赵构御书《圣主得贤臣颂》赐给虞允文,孝宗亲自题跋;陛辞时孝宗又将自己穿过的两只鞋子和一套甲胄赐给他。
作为主战派的代表,虞允文在其政治生涯中遭受了太多抨击与谩骂。
虞允文的政敌们批判他是“轻薄巧言之士”,“其实无能,志在脱赚富贵而已”,将他的北伐理想说成贪图功名的小人行径。喷子再怎么修炼也不过是“杠精”。
虞允文当然不是“轻薄巧言之士”,相反,面对别人的诋毁,他以德报怨,颇具君子之风。
有一次,虞允文调任临安,同行者有人盗取虞所注《新唐书》献给当时宰相。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那人怕虞允文报复自己,竟然恶人先告状,处处说虞允文的坏话。
后来虞允文拜访夔州知府沈该。闲聊之时,沈该提起这个偷书小人,虞允文却对此人赞不绝口。沈该不解地说:“这个人到处诋毁你啊。”虞允文却说:“他什么都好,只是喜欢骂人而已。”沈该听罢嗟叹再三,佩服虞允文高风亮节。
虞允文为左丞相时,遭到御史萧之敏的弹劾,上章待罪。宋孝宗前往德寿宫时,太上皇说:“虞允文在采石立功时,萧之敏在何处?不要听任虞允文去职。”孝宗于是将萧之敏外调地方,虞允文却认为萧之敏为人端庄正直,请孝宗召他回朝。
一年后,宋孝宗再度手诏虞允文,催促虞允文一起出兵北伐,但虞允文注意到北方金国政治稳固、国力强盛,便规劝宋孝宗要“相时而动”。宋孝宗却认为虞允文是在敷衍,辜负他的期望。
虞允文的抗金思想与宋孝宗不同,他既不像此前秦桧一味屈辱求和,也不像张浚盲目挥师中原,而是主张积极备战,以待良机,在财力和兵力充足之后再出兵。虞允文两次受命治蜀,准备北伐之事,都以治兵和理财为主。
虞允文治蜀多年,却不提出兵之事,宋孝宗对此颇为不满。
实际上,虞允文从来不曾辜负宋孝宗的信任。在蜀地,虞允文在民间募人耕作,囤积军粮,赈济数十万流民;在军中裁汰老弱,精简军费,惩治贪污之风;他选拔良将,还整顿川陕马政。这些举措全是为了“植根本,固富强,待时而动”,正是吸取隆兴北伐的惨痛教训。
淳熙元年(1174年)六月十八日(7月18日),虞允文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孝宗闻讯为之辍朝,追赠少师。
几年后,宋孝宗在阅兵时发现虞允文生前留下的精兵强将,恍然大悟道:“此允文汰兵之效也。”随后下诏追赠虞允文为太傅,赐谥号“忠肃”。
虞允文去世后,朝中主和派东山再起,再加上辅弼无人,宋孝宗逐渐失去北伐的斗志,忘记了与虞允文共雪靖康之耻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