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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治冤狱（第1页）

第六章文治冤狱

中国的农民一向忍辱负重，任人宰割。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时候，才会喷发出凝聚在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这力量可以扭转乾坤，主宰沉浮。能凭借这种力量成为群雄逐鹿的捷足者，肯定有着优于他人的长处——能够巧妙地运用历史上积累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这样的才干，不是农民所固有的，也不是凭藉军事实践所能完全获得的。他必须向有着丰富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求教，必须读书学习。学习的成绩，与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相辅相成。

朱元璋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模范。他自幼失学，真正的启蒙教育，始自于皇觉寺的黄卷佛经。当他作了“草寇”，特别是南下滁州独立发展以后，便向李善长、陶安及冯氏兄弟等读书人不耻下问，朝夕求教。夺取应天后，江浙文人学士云集麾下，更是如鱼得水。戎马倥偬的间隙，朱元璋听经学史，联句吟诗，对各种传统文化，都饶有兴趣。苦学加上聪明，他的文化知识飞速提高。不仅能读懂经史，而且能够揣摸孙武用兵之策。申、韩法家之术，苏、张纵横之辩，李、杜诗家之吟。南面称孤之后，学习仍不间断。通过多年的刻苦努力，朱元璋从一个粗通文字的托钵僧，变成了一个颇有修养的文化人。

风暖彤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

一个翰林学士目睹了朱元璋的苦学后，写下这样一首记实诗。足见这位草莽天子是多么的虚心和勤奋。

现在，朱元璋与文臣讲话，常能引经据典，透辟剖析。对许多历史人物，著名事件，常常脱口而出，见解独到。不仅语体文写的明白流畅，对偶工整的骈体文有时也能凑合几篇。他亲自起草的、封徐达为信国公的诰文中，竟有这样精彩的“四六文”：

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

这位粗汉子还学会了吟咏，仅收在《御制文集》中的诗歌就有一百多首。有些诗写的粗旷豪放，富有个性。有一首《咏**》写道：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这首极其狂放直白的诗，确有睥睨八荒、气吞万里的帝王气概。当年，朱元璋率军攻取浙西时。有一天，微服外出，来到一座名叫“不惹庵”的寺庙。吃茶闲谈时，方丈悟心一再追问他的籍贯姓名。朱元璋笑而不答，提起笔来，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朱元璋对这首《示不惹庵》诗十分得意，南面称帝后，特地派随从前去查看，那首题壁诗是否还在那里?当得知他的题诗早已被涂掉，只剩下光光的墙壁后。心中大为不快，立即命将不惹庵的住持悟心，绑来应天。

老和尚知道惹了祸，一见皇帝，便匍匐在地，瑟瑟抖个不止。

朱元璋明知故问道：“悟心，朕当年在贵刹壁上题的诗，如今还在吗?”

悟心不敢隐瞒，双手合十，颤颤巍巍地回道：“陛下惠赐小庵的御笔，已经不在了。”

“这是为什么?唔!”朱元璋厉声喝问。

“小僧用干净法水洗掉了。”

“大胆包天!竟敢将朕的亲笔题诗洗掉，莫非你不想活了?”朱元璋动了杀机。

悟心略加犹豫，旋即答道：“陛下的御作虽然不在了，小僧却在下面另外写了四句。”

“哼，涂去朕的诗，写上你的——你的狗胆不小呀!”

“皇上，小僧乃是为了天地鬼神，不得已而为之呀。”

“你都写了些什么?”

“小僧写的是‘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只恐鬼神愁。尝将法水轻轻洗，犹有余光射斗牛’。”

朱元璋听罢，反复咀嚼了一阵子，立刻转怒为喜：唔，自己写的诗，竟能使得鬼愁神惊，连洗去后剩下的“余光”，都能“射斗牛”，这老和尚堪称是善解上意。没有损害朕的尊严，他不但没有加以惩罚，反而和颜悦色地说道：

“悟心老方丈，难为你对朕一片孝心。朕赏给你两锭银子，回去置几身像样的袈裟吧。”

“谢皇帝天覆地载之恩!”悟心像鸡啄米似的磕起了响头。

老和尚所说的全是假话。朱元璋那首充满嗜杀和血腥味的“御笔”，他认为，那不仅是对神佛的亵渎，对自己也是一副不屑一顾的蔑视口气。每看那题诗一眼，他都厌恶得咽不下斋饭。题诗人前脚走，后脚就被他涂掉了。当然，如果知道题诗的人尔后能做皇帝，不要说是“蔑视”，就是被骂个狗血喷头，他也没有洗去“御笔”的胆量，哪怕用的是“法水”。至于，在下面写了四句诗云云，完全是老和尚的随机应变。不过，他毕竟是“悟心”，靠着静观默察、巧妙应对，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得到了奖赏，却是始料不及的。悟心返回不惹庵，立即把随口编造的诗句，写在了“御笔”的下方。以免皇帝再次派人察看，落个欺君之罪。

其实，朱元璋因为有着出家当和尚的一段经历，对佛道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曾为老子《道德经》作注，为佛家《心经》作序。他对自己知识面的广泛，不时地流露出得意之色，曾多次当众标榜：“朕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意乎?”

一个自幼失学的半文盲，能够操觚成文，马背吟诗，粗通文史，本来是很不容易。但朱元璋仍然感到自惭和心虚!

一位君临天下的皇帝，应该无比崇高，智如涵海，视接八极，参透一切机变，站在所有事物的顶端。然而，他的门第，知识，都不值得一提。在讲究门第和资历的年代，尽管有了皇帝之尊，仍然无法弥补心理上的缺憾，甚至成了一种心理的负担。尽管，每当那些满腹经纶的文臣们，诚惶诚恐地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小学生似的奏事听命时，朱元璋都有着说不出的尊贵与充实感。可惜，这种感情往往转瞬即逝。峨冠博带的一朝天子，赤足牧童，托钵僧人，赳赳武夫的自惭形秽感，时不时地就冒了出来。眼前那些匍匐听命、口称吾皇圣明的文臣，似乎个个面带揶揄，心存讥讪。这就使得朱元璋与文人即士大夫之间，形成了相当微妙而严酷的嫉恨。

文臣们讴歌他是天纵之圣，固然出于阿谀奉迎。但是，如说他们都是心怀异志的贰臣，则是诛心之论。文人学士们教他读书识字，给他讲经说史，增加了他的知识，同时启发了他对历史上翻云覆雨政治斗争的悟性。结果，学生很快超过了先生。朱元璋在学了聪明机智、果敢沉稳的同时，也学会了诡谲狡诈与残酷狠毒!他已有足够的能力驾驭眼下的历史航船，应付各种人物，各种事件。自然，也能够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弥补潜意识中一切缺憾和不足，很轻易地将那些文弱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就像对待一件脏衣服，需要的时候，便放在洗衣板上尽情地揉搓，捶打……

在位新旧王朝交替的时候，如何对待忠君这个问题，是新朝皇帝和旧朝遗民最为伤脑筋的大问题。那些元朝旧臣和士大夫，他们效忠新朝，便是对旧朝的背叛与失节，如再醮之妇；倘使洁身自好，拒不应召，则是不识抬举，甚至是对新主宰的蔑视。朱元璋既要他们忠贞于旧主子，又要他们效忠于自己——对两个敌对的主子都忠诚不二。这种既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的二难选择，旧臣们再聪明，再博学，也难以交出满意的答卷。

这就给朱元璋提供了方便。他左右逢源，可以根据自已的高兴和需要，随意地加以捉弄和摧折。

元朝灭亡后，一批文臣被留用。其中有两个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一个叫张以宁，一个是危素。张以宁通经学，危素精史学，名震朝廷，堪称大儒。归附明朝后，两人都被授予侍讲学士，留在翰林院供职。主子换了，官职未变，算得是极大的幸事。张以宁受命出使安南，危素则曾参加《皇陵碑》的撰写。这是一部记述朱元璋痛苦身世的重要文献，有幸参与是极大的荣耀。张以宁出使外国，拒绝任何馈赠，除了随身携带的被卧衣物，一无所有。归国途中不幸病逝，临死前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云：“覆身惟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朱元璋得知后，下令隆重安葬，并赐钱二百贯抚恤他的家人，得到了善终。而危学士的遭遇，可就悲惨多了……

这天上午，危索应召来到大内文楼。朱元璋隔窗看到他来了，便高声问道：

“是何人来了?”

危素急忙作答。“老臣危素。”

“我只道是文天祥呢，原来是你!”朱元璋不屑地一撅下巴，讥讽地问道：“危素，你归降大明朝几年了?”他故意把“归降”二字说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