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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八○○年圣诞节前夕，执政官坐车去歌剧院。约瑟芬和女儿在后面的另一辆车里。在一条狭窄的街上，一辆空车挡住了一部分路，车停了下来。空车被推到一边，车夫扬鞭策马。车刚过去，刚才那辆车爆炸了。大约炸死了二十人，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车和人没事。到了歌剧院，拿破仑直奔包厢。妻子来到之后，他心平气和地说：“约瑟芬，那些无赖想把我炸死。让人拿一份乐谱来。”他不动声色地聆听了海顿的新作《创世纪》。

通常，优美的音乐使他松驰。但今晚他冥思苦想这一谋杀企图的原因，预料着它的后果。那些“无赖”是谁无关紧要。他心里很清楚有很多仇敌。问题是假设那些暗杀未遂者属于哪派是否对他最有利。他马上下定决心。如果暗杀成功，会给法兰西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而暗杀不成功的后果也同样严重。这是个好机会，他要用它来解决个人权力问题。

第二天上午，人们来祝贺他幸免于难，众人思考，这一暴行肯定是保皇分子策划的，拿破仑假装很激动地宣称他们绝对弄错了。“这是九月大屠杀参加者、知识分子和大革命的军土所作所为——他们比群众更有胆识，但和群众接触密切，随时准备鼓动工人!”在国务委员会，有人建议提起特别诉讼，波拿巴反对说，这种办法效果甚微。他的讲话慷慨激昂：

“我们要么什么也不做，要么立即采取行动，以大众化的措施来永远保障社会秩序……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根本不够，……必须流血。枪决的罪犯人数要和在街上无辜死亡的人数同等。要逮捕和流放二百条这样的恶狼。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这帮理论家引起的!”

老特隆谢否认着。这本是流亡贵族和英国人干的事。

“你是说我应该流放贵族和神父?”拿破仑怒不可蔼地问，“旺代很平静，我不想流放广为流传的宗教的仆人。我要开除国务委员会所有的成员，因为你们绝大多数都相信这是个保皇派的阴谋这一谎言……你们以为我是个孩子吗?难道我要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吗?自从大革命以来，法兰西不是从没经历这样的盛世吗？那些从来都不自由的人，现在对自由这么关心，真是太妙了!不要这么说为自己辩护：‘我在国务委员会里捍卫了爱国者。’这话在这里对法兰西最有知识的人说不行!”他突然结束了会议。国务委员们明白他的意思吗?

这些鼓噪决不是意识到个人危险的结果。若他有此动机，如果他害怕被束缚，他就会寻找真正的罪犯并报复。这一切都是权术。在国内我们能吓唬谁呢?越过边界我们能安抚谁呢?这就是执政官问自己的问题。这是他的动机。当然，个人的原因也不排除。他认为，只有采取严厉措施才能最有效地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后来他说：“直到我把那些大城市的领导人送到海外以后，夜里我才安睡。当时我并不怕阴谋家!”

与此同时，一本不知作者的小册子激怒了他：《恺撒、克伦威尔和波拿巴》，作者在里面鼓吹建立一个世袭王国。谁敢这样说出他内心的秘密，虽然此书作者是个支持他的人?他的一位知己说，小册子的惟一过错是把秘密泄露得太早了，波拿巴听后对这一说法听之任之。但就自由而言，这两次攻击具有可怕的后果。保民院和议会里百分之十的成员被清洗，七十三家报纸之中的六十一家被查禁；小册子和剧本要受到审查。国务委员会提醒他新闻自由时，他回答说：“在这种形势下，我无法允许公共集会……每个记者是演说家，报纸的订户实际上就形成俱乐部，诽谤总要留下痕迹的……英格兰则不同。那里的政府历史悠久，这里则是新建的。人们写我的东西会越来越糟，例如他们会说我害怕中毒，吓得不敢进食!……控制政党的惟一办法就是剥夺他们的战场。”

充足的理由，合理的措施。但自由思想的精神在门前哭泣，她被最高权力所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