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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久远的传说（第3页）

或云下活沙，石堤艰致擎；

或云量移内，接筑应可能。

切忌道旁论，不如目击凭。

诚如乾隆诗中所言，议者对海宁一带塘工所见分歧，因此，第三次南巡乾隆破例驾至海宁亲往阅视，以做出决策。经乾隆实地勘查，以为海宁一带原有的柴塘因该地多活沙，难于下桩改建石塘，而向内移接筑石塘，又势必毁坏沿海一带田庐村落，于是决定以力缮柴塘为补偏救弊的暂时办法。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乾隆又亲临阅视海宁绕城石塘。第五次南巡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在海宁阅视塘工时做出重大决策：将老盐仓至章家庵的四千二百丈柴塘改筑鱼鳞大石塘，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柴塘改石塘，最大的困难是，海沙松散，不能固着木桩。在改建石工过程中，一位老塘工建议，先用大竹探试，等扦定沙窝，再下桩木，加以夯实，这样人土便可固着。他还建议把五根木桩捆在一起，同时夯下，如此才能坚紧，不致已钉复起，这叫“梅花桩”。他的办法果然有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六次南巡，即最后一次南巡来到海宁，面对屹立海滨的鱼鳞大石塘时，还写了一首诗记老塘工之事：

却闻夯桩时，老翁言信应。

竹扦试砂窝，成效免变惊。

因下梅花桩，坚紧无欹倾。

鱼鳞屹如峙，潮汐通江赢。

功成翁不见，讵非神所营?

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下，海宁一带修建起耗资巨大的鱼鳞石塘，往昔对卫护越中百姓土地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就是在今天，乾隆石塘的某些地段仍完好存在。小时候“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的金庸先生虽然写乾隆到海宁为的是偷偷祭奠生身父母，但他在《书剑恩仇录》一书后记中也承认：“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

乾隆六次南巡，原因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从第三次南巡起，竟改变传统南巡路线，四度前往海宁，目的却十分单纯，那就是要亲临其地，阅视和筹划海塘工程。

乾隆廑念民生，四幸海宁，这虽然能加以合理解释，但为什么每次必驻陈氏私园呢?

乾隆驻跸的陈氏家园名“隅园”，在海宁城西北角，到陈元龙所居时，规模益备。乾隆南巡，陈元龙已死，其子陈邦直又增设池台，作为驻跸之地。乾隆之所以在此流连盘桓，盖因此园景致可人，居园中即可闻潮声。而偏僻小县海宁也确实找不到比这“三朝宰相家”的私园更体面的地方可以迎驾了。

隅园百亩之广，入门水阔云宽，园内有百年古梅、南宋老树。当时著名诗人袁枚咏该园诗有：“百亩池塘十亩花，擎天老树绿槎枒。调羹梅也如松古，想见三朝宰相家。”“鸟歌花笑有余欢，新得君王驻跸看。分付窗前万竿竹，年年替海报平安。”“福地乡瑕主亦佳，留宾两度午筵开。逢逢海上潮声起，还道催花羯鼓来。”乾隆四度驻跸其园，留下了即事杂咏诗数十首，下面录三首以见对此人间佳境的喜爱：

书堂桥畔路，熟路宛知寻。

既曲越延趣，惟幽不碍深。

风翻花动影，泉出峡留音。

古栝无荣谢，森森青玉针。

园以梅称绝，盘根数百年。

古风度迥别，时世态都捐。

春入香惟净，月来影亦娟。

闲吟将对写，消得意为延。

溪泛橹声柔，溪涯有竹修。

獭时看伏翼，鱼并育槎头。

似此真佳处，无过信宿留。

观塘吾本意，讵可恣邀游?

乾隆在初幸隅园后，曾赐名陈氏园为“安澜园”，以志此行在使海水永安其澜。当他再度幸陈园时，见到新制御书“安澜园”匾额已挂在正门之上了。晚清诗人王闽运有诗云：“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说的是乾隆喜江南园林，南巡时携画工将尤佳者绘图以归，在御园或行宫中仿建，以便随时游观。圆明园中的安澜园即仿陈氏隅园而建，亦用安澜园之名。乾隆在《安澜园记》一文中说：“安澜园者，乾隆二十七年幸海宁，赐陈氏隅园之名也。陈氏之园何以名御园?盖喜其结构至佳，绘图以归，园既成，于是数典而仍其名也。陈氏隅园以‘安澜’赐额，则因近海塘，似与御园中此‘安澜园’无涉也。”写到这里，乾隆笔锋一转，说自己筹建海塘，是愿其澜之安也，不仅如此，凡长江、黄河，以及南北济、运、清、黄交汇之处，“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都愿其澜之安也。这样，由陈氏隅园而海宁安澜园，由海宁安澜园而圆明园中的安澜园；由海宁隅园赐名“安澜”，愿东海之澜安，而御园中仿建安澜园，更愿四海之内江河之澜皆安；乾隆曲折地表达了他时时不忘民生疾苦这样一个意思。公平地讲，这确是乾隆的心里话。他并不讳言驻跸陈氏园是“喜其结构至佳”，但念念不忘的却是越中第一保障——海塘。遍查官书、文集、野史，乾隆六次南巡，虽然四至海宁，且都驻跸陈氏家园，但每次连“三朝宰相”陈家的子孙也从未召见过，自然谈不到“升堂垂询家世”，说他张黄幔以偷祭死去的生父生母更属天方夜谭了。

乾隆出自“海宁陈家”是流传久远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传闻，《清宫词》说“巨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载每传疑”，若其说可信的话，这一传闻自乾隆去世就开始出现了。不过近来人们却很少相信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尽管某些休闲性质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还用它来媚俗，但史学界则彻底摒弃了这个传说，认为它等诸齐东野语，毫无根据。连高阳先生也说：“两百余年来，民间相传，高宗为浙江海宁之后，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是不是可以这样讲，经孟森先生的严谨考证，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这桩历史公案已有了举世公认的正确结论。然而，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乾隆生母为热河避暑山庄李姓女子的传闻，虽系晚出，却后来居上，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关于乾隆家世这两种传闻何以有此不同?如果细加体察，也许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俗话说：“铜壶不漏水不滴。”乾隆的家世若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就很难有不着边际的流言蜚语，即使有的话，也不会长久流传，以致得到社会的承认。乾隆诞生地有雍和宫和避暑山庄的不同说法，由来已久，至今难有定论。乾隆生母不是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女子李金桂，盖源于此。后人附会避暑山庄中令人那迷惑不解的“草房”，指为乾隆降生之地，然后编造雍正随康熙猎于木兰，与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有一番云雨的情节，于是一篇全新的乾隆家世的故事便产生了。经过高阳先生及庄练先生的考证，使粗糙的传说披上了精致的学术外衣；随着《乾隆韵事》等历史小说风靡海内外，乾隆生母为热河宫女李金桂之说便普遍为市井小民所接受，而历史学家所讲的乾隆家世却无人问津。这种状况，至少到今天为止，未有改观。

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则不然。“两书堂匾”、“四幸家园”，加以莫须有的“常熟公主楼”……虽然一时可以作为支持这个传说的根据，虽然有许啸天、金庸这样拥有广大读者的名作家为这个传说不遗余力地宣扬，但最终在学术界及严肃的文化人中还是失去了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缺少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像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狮子园那样坚实有力的证据；二是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以对历史、对后世、对学术、对社会极为严肃并且极为认真的态度，研究了“海宁陈家”，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乾隆出自海宁陈家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金庸先生从写小说、招徕读者的需要出发可以不接受孟森的科学结论，却不能无视孟森的考据。

看来，关系到一件重大史事的传闻一旦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便势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一旦有专家学者介入，则被传闻掩盖的历史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并最终地得到社会认可。无根的流言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可以笼罩一时，终究会风流云散；当然，“乌云”不会自行消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传闻，史学家出来廓清至关重要。

现在的问题却是：小说家、剧作家往往不愿理睬迂阔的史学家；方正的史学家对文人的不经之言亦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