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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四度连任（第2页）

而罗斯福为了让选民们对他的健康状况放心，请医生为他开具了一张公开的健康证明书，证明“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都担负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完全能够胜任，精力过人”。

在随后的两周里，罗斯福又前往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最后又返回海德公园发表演说。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细心的民众不难发现，他们的总统的确苍老了：拿着演说稿的手不时颤抖，机智和诙谐明显少了，有时还会出现意外的停顿或含混。

不过，在答复共和党对他的诽谤时，罗斯福还是作出了被许多撰稿专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说：

好啦，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会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让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积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平易近人的演说引起了听众深深的共鸣，一下子将大家拉回到了大萧条与新政的时代，轻描淡写地打发了对他这个“累坏了的老头子”的谴责。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以选举人票132票对杜威的99票，选民票以2560万票对杜威的2200万票，再度获胜。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都清楚：罗斯福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

1月6日，罗斯福向第七十九届国会提交了1945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他说：

“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1945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可以看到法西斯纳粹恐怖统治在欧洲的结束；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是——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性开端。”

令人们扼腕叹息的是：这一切在几乎人人都可以立即看到的时候，它们最主要的缔造者却没能够看到。

即便是在战争相当紧迫时，罗斯福也没有将战争与和平这两大主题分开考虑，尤其是没有回避有关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从过程来看，罗斯福在处理这些重大事务时显得轻松自若，以至有时显得随意而乱套，战后一些美国的批评家在这点上对他多有职责，说罗斯福过于天真而不现实，对斯大林让步过多；如果罗斯福能通过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就能遏制苏联的扩张。有批评家还称，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追本究源，也当推罗斯福。

但事实上，这些批评都不同程度地有失偏颇，或显得意气用事。罗斯福能够超越或透过弥漫的战争硝烟而将目光定格于战后的世界格局，能够为那个寄寓他的理念和希望的世界和平组织奔走呼号，甚至呕心沥血，并使之初具雏形，已经充分表明身负重任而深谋远虑、于艰难时世而前瞻和平者，非罗斯福莫属。而这些批评者，只是看到了罗斯福的行事风格，却忽略了有许多罗斯福无法控制的趋势或事因而促成的那些事实。

（三）

1945年1月9日，声势浩大的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向马尼拉推进。在这期间，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频繁地空袭日本本土，加速了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

在欧洲战场上，苏军也在1945年初将德军赶回柏林地区，波兰和东欧的大部分已经解放；西线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也被彻底摧毁；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正计划北进。三面受敌的德国失败已成定局。

这时，战时同盟国之间的猜忌、矛盾和利益冲突伴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随之加大。罗斯福多次建议尽早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征得对方同意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就会议举行的地址问题在频繁的电报中来回协商多次。斯大林最大的让步是在苏联南部的黑海海滨雅尔塔举行会议。这就意味着：身体极其衰弱的罗斯福又要远渡重洋——先需要为期10天、4883英里的海上航行，再飞行1375英里，然后才能到达满目疮痍、卫生条件和其他设施极差的雅尔塔。

对此，丘吉尔抱怨说，即使我们花10年时间去寻找，也找不到比雅尔塔更糟糕的地方——那里只对斑疹、伤寒和要命的虱子有利。

1月23日，罗斯福乘坐“昆西号”巡洋舰横渡大西洋。途中，船上的人员为总统举行了63岁生日欢庆会。

雅尔塔会议从1945年2月4日一直开到2月11日，它是盟国在战时所有9次会议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次，在协调盟国最后战胜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方面卓有成效，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有重大关系，也为战后冷战和国际间的纷争播下了某些种子。

雅尔塔会议还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这是由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商定的，事后让丘吉尔参加了签字。在罗斯福的外交活动中，最受攻击的就是他参与制定了这个秘密协定。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一次秘密交易。作为提出协定的目的——迅速打败日本，这是正确的；然而作为达到目的手段——背着盟国和中国、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则是荒谬和错误的。

协定以明确的语言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三个条件：

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1904年日本进攻时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即：将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这一协定在签字时，中国方面毫不知情。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当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时，却被排斥在外。直到杜鲁门总统执政后，才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有这样一个协定。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践踏，事实上这正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现。

在罗斯福政治生涯的晚期，他的一个突出的政治思想，就是战后世局由美苏两家说的算。《雅尔塔协定》就是一个例证。尽管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一再表示他不能代表中国，但事实上他还是扮演了越俎代庖的角色。